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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種類型綠色發展模式探究

            時間:2019-07-12 14:57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四種類型綠色發展模式探究的文章,我國當前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的核心是探索一條經濟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 在社會生產層面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

              摘    要: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單位, 也是綠色發展的微觀載體。依據當前企業綠色發展的典型特點, 綠色發展的微觀模式包括資源控制型、數據驅動型、文化附加型和終端治理型四種類型。資源控制型通過生產過程中的資源使用控制以及資源轉化物的再利用實現綠色生產;數據驅動型依托數據資源優勢, 通過掌握生產各要素的詳細信息實現生產效益的最大化;文化附加型通過對生產過程中文化附加值的深入挖掘實現綠色生產;終端治理型通過污染物減排、環境污染控制以及廢棄物處理等方式實現綠色生產。

              關鍵詞: 生態文明; 綠色發展; 微觀模式;

              Abstract: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mode and green lifestyle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also the core content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prises are the basic uni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micro carriers of green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orporate green development, the micro-models of green development include four types: the resource control type, the data-driven type, the cultural add-on type and the terminal management type. The resource control type realizes green production by controlling the use of resource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reusing resource conversion compounds; Relying on the advantages of data resources, the data-driven type maximizes the production benefits by mastering the detailed information of each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add-on type develops cultural added value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realize green production; the terminal management type realizes green production through pollutant emission reduc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waste disposal.

              Keywor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Green Development; Micro Mode;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 與工業化發展進程相伴而行, 生產方式的生態轉型是其必然要求和基本前提。“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是發展觀的一場深刻革命”[1]394-395。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單位, 也是綠色發展的微觀載體, 更是綠色發展的實際踐行者。對微觀層面綠色發展模式的深入剖析, 更能夠發揮其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依據當前企業綠色發展的典型特點, 微觀層面的綠色發展模式主要體現為以下四種類型:資源控制型、數據驅動型、文化附加型和終端治理型。

              一、資源控制型綠色發展模式

              資源控制型綠色發展模式是指通過生產過程中的資源使用控制以及資源轉化物再利用來實現綠色生產的發展模式, 其核心是資源控制。其具體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的合理循環利用, 重點是減少資源的消耗并降低資源利用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 即循環經濟模式;另一方面是資源的節約利用, 借助科技創新提升資源利用率, 減少生產過程中的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的排放, 即低碳經濟模式。低碳經濟模式和循環經濟模式的共性都是對資源利用進行控制, 區別則是循環經濟須在不同的企業或產業之間, 如農業、工業、第三產業之間形成有效鏈接, 實現上下游企業或產業之間的循環利用;低碳經濟重點關注的則是某個環節中, 盡量減少資源的消耗和廢物、污染物的排放。前者是一種資源循環型的控制, 后者是資源節約型的控制。

              資源循環模式的關鍵是建立資源使用控制機制。微觀層面, 資源循環模式是指生產企業按照本部門實際, 控制從生產、消費、回收處理和再生產的產品生命周期的全過程, 在生產環節中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 從而實現相對閉合的資源循環利用模式。宏觀層面上, 資源循環綠色發展模式的重點是在社會層面上實現廢棄物的反復利用和再生循環的理念, 形成“自然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經濟道路。其基本路徑是, 通過建立生產生活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利用體系, 實現消費過程中以及消費過程后的物質與能量的循環過程。資源循環控制模式是實現不同地域、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以及不同生產個體之間互補鏈接的有效方式, 其難點是對發展的總體規劃和不同地域、行業之間的互補。在我國, 區域性、行業性或者大的集團性資源循環模式有較好的實踐基礎和實踐經驗。例如, 位于天津濱海新區的北疆發電廠在一期二期建造使用過程中, 采用“發電-海水淡化-供熱-濃海水制鹽-土地節約整理”的循環經濟模式建設。電廠實現了“高效率、低消耗、低排放”的既定目標, 也達到了循環經濟“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的要求。[2]資源循環模式通過資源這一核心要素將各具特色的地區產業嚙合在一起, 形成了地區間、產業間穩固長久又持續的發展動力。
             

            四種類型綠色發展模式探究
             

              資源節約型綠色發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最大限度減少資源利用, 同時也將廢棄物排放減少到最低的一種生產模式。資源節約模式往往針對難以實現資源循環利用的領域展開, 如土地資源、水資源、礦產資源、傳統能源等領域。這些領域的資源循環利用度相對較低, 資源控制必須從節約入手, 通過轉變生產方式, 提高技術含量, 實現資源的利用最大化。資源節約模式的另一方面則是大力開發新型清潔能源, 如太陽能、風能、潮汐能等, 實現能源替代性節約。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減少對自然資源的利用, 兩者相互配合, 才能真正形成綠色發展的資源控制模式。

              資源控制型生態生產力發展模式立足于資源控制, 意圖以最低的資源消耗實現最大的產能, 循環經濟是其主要表現方式。資源循環模式的核心是不同個體、行業和地區之間生產行為、生產環節的有機結合和有效循環, 需要多方協調配合, 形成合理的資源使用規劃體系和鏈條, 對生產規劃和生產個體要求較高, 難度相對較大。資源節約模式的核心是節約, 是通過降低生產過程的資源使用量和廢物排放量, 提高資源使用效率, 該模式對于資源消耗量大的行業和生產個體更具有現實意義。

              二、數據驅動型綠色發展模式

              數據驅動型綠色發展模式是指依靠數據資源優勢, 通過掌握生產過程中各要素的詳細信息, 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 實現各要素之間的有機對接, 實現對生產過程的精確設計和精準控制, 以有效減少或者避免生產過程中的各種消耗和浪費, 實現生產效益的最大化。這種發展模式的關鍵點是樹立大數據思維, 包括生產者和市場管理者都要樹立大數據思維。所謂大數據思維就是要主動將一些龐大復雜的數據, 通過收集、篩選、整理、分析等方法, 將其有效利用到生產經營和市場宏觀調控中, 從而實現生產各環節的有效銜接, 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實現生產效用的最大化。這里的大數據應用, 不僅僅包括生產主體利用靜態信息和數據進行生產和價值實現;還包括依靠大數據所帶來的創新思維, 對生產力各個方面, 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或勞動方式進行創新, 從而實現創新驅動生產發展。

              數據驅動型發展模式符合生態發展目標, 能夠產生發展的生態效益, 主要基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 對企業而言, 數據驅動模式的關鍵是在生產經營中盡可能全面收集數據, 并進行科學分析, 使之應用到具體的生產經營中;通過大數據掌握生產原料、生產需求和生產結果以及生產主體的詳細信息, 使各要素科學有效銜接, 減少資源浪費, 從而實現生產成本最低化和生產效益最大化。對于生產型企業, 大數據和互聯網結合, 能夠把供應鏈、生產鏈和銷售鏈有效對接, 形成新的價值鏈。大數據的使用能夠細化對供應環節的領域評估, 有助于供應商的優選;能夠對設備、原材料及輔料的結構進行優化組合, 以選取最優模型組合, 實現資源優配;能夠按照滿足生產和最低成本為目標, 優化庫存;還能夠優化生產環節的協同, 并進行成本控制。對于服務型企業, 大數據的使用通過記錄服務對象的需求偏好, 實現服務與需求的有效對接, 提升服務的針對性;同時能夠借助互聯網實現服務信息的共享, 減少資源閑置, 提升其有效利用率。當下一些新型的共享經濟模式, 就是基于大數據服務, 在閑置資源與需求之間搭建共享平臺, 是對傳統經濟形式的一種變革。盡管其在監管、信息安全等層面還存在諸多需要完善和改進的地方, 但不可否認的是, 這種新興的經濟形式, 在資源的有效利用方面發揮了突出的效能, 符合綠色發展方式的未來要求, 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并采取積極措施培育其成長。

              在數據驅動模式的具體運用方面, 如貴陽的“貨車幫”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龐大的數據信息, 與阿里巴巴合作開發了“全國公路物流指數”, 對公路上的每日貨運量、日發貨噸位、貨物類型、車型分布、日交易額等數據進行實時更新, 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公路貨運信息平臺。貨運司機在“貨車幫”平臺注冊并公布自己的車輛信息后, 可以完成查找匹配的貨源、找停車場、買保險等服務, 貨主則可以通過APP持續跟蹤貨物的運輸信息。避免了過去貨車司機必須到專門的物流園區招攬生意, 且由于信息不對稱等原因不能保證運輸貨源的連續性等種種弊端。再如, 中國民營工程機械企業三一重工, 建成了自己的大數據儲存分析平臺, 通過大數據分析優化配件周轉率, 在確保服務水平的前提下, 配件需求預測的準確率提升了25%, 庫存下降近50%, 從而大大降低了運營成本。[3]

              第二, 對行業和區域發展而言, 其突出特點是, 參與數字化市場的不同主體之間相互影響, 構成了一個生態系統, 該系統能夠帶來更多的商業發展機遇和更多的知識與資本, 并能夠更有效地刺激創新。[4]數據驅動模式既適用于生產個體, 也適用于某個行業或者某個區域。對行業或者區域而言, 數據驅動顯得更為重要。如大數據在宏觀經濟管理領域的應用:“淘寶交易平臺同樣也利用網絡交易數據構建了價格指數, 提供兩種不同的價格指數, 阿里巴巴網購 (全網) 價格指數 (aSPI) 和網購核心商品價格指數 (aSPI-core) , 前者是基于生活消費理論編制的, 反映阿里巴巴網購平臺總體支出價格水平的變化;后者提供了固定籃子理論出發的阿里巴巴網購核心商品價格指數, 反映了核心商品價格指數;诎⒗锇桶途W購交易大數據, 也很方便測算食品類、煙酒類、辦公用品及服務等不同類別的細致的價格指數”。[5]再比如大數據在加強旅游交通市場協同監管的應用:推動互聯網+傳統運輸企業發展建立包車在線交易系統, 既能為旅游客運提供供需信息匹配和在線交易服務, 也能通過建立數據接口, 實現運輸企業和旅行社雙方信息的對接;通過共享GPS數據, 還可以對包車的潛在違規行為進行監管。[6]可以說, 以互聯網、大數據為依托的經濟增長點已經被點燃, 對經濟改造的勢頭也已經不可阻擋。一方面, 大數據的應用能夠產生突出的產業集聚效應。大數據從采集、處理、存儲、分析和應用, 需要經過若干環節, 本身就是一個產業鏈條。這個產業鏈條能夠對軟硬件的開發與制造企業、核心技術的研發企業、大數據的服務運營企業等產生集聚效應, 并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 大數據應用和傳統產業的融合, 能夠促進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數字化、智能化具有突出的滲透效應, 能夠發揮深入的融合功能, 與傳統農業相結合, 能夠實現農業的精準化生產, 減少資源消耗;與傳統工業相結合, 能夠推進工業轉型升級, 優化其生產過程。此外, 大數據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新興產業, 集中應用于通信、金融、醫療、旅游、政府管理等領域, 并已初步形成產業鏈條。例如貴州加快構建以核心、關聯和衍生三類業態為節點的大數據產業鏈, 大數據產業市場主體日益壯大。截至2017年9月末, 貴州省大數據相關企業共2446家, 其中經營核心業態、關聯業態和衍生業態的企業分別約占4%、27%和69%。截至2017年6月末, 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已在12個省市開設大數據交易服務分中心, 可交易數據產品3800多個, 會員突破1000家, 交易系統鏈接可交易的數據總量超過100PB。中國電信貴州公司與阿里巴巴、華為等30多家大數據企業發起成立大數據聯盟, 共同為貴州大數據交易服務提供技術支撐。[7]

              總之, 數據驅動型發展模式以大數據時代的數據鏈條為主, 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生產、銷售鏈條的最優化。生產企業利用大數據全程監控從用戶需求、原料采買, 到生產運輸的整個過程, 實現生產需求的有效銜接, 以最大程度地減少生產銷售過程中的浪費和積壓, 實現生產效能的最大化。但同時, 數據驅動型發展模式需要龐大的數據支撐和科學的數據分析, 對硬件建設水平要求高, 對技術發展水平要求更高, 需要強有力的政府力量推動或企業力量參與。同時, 各種類型的數據分析中心的建立, 如果處理不好, 會造成新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因此, 建立綠色化的數據分析平臺和中心, 是數據驅動型綠色發展模式的當務之急。

              三、文化附加型綠色發展模式

              文化附加型綠色發展模式, 是指把文化的附加值體現在生產過程中, 通過生產精神文化產品來滿足人的精神需要, 從而實現資源消耗最小化以及社會效益最大化的綠色發展模式。其現實體現就是“以生產和提供文化產品為主要活動, 以滿足人們的文化需求為主要目標”[8]的文化生產力發展模式。文化生產力是文化與經濟協同優勢的集中體現, 也是經濟與文化互動發展的當代范疇, 是當代生產力發展的新生力量, 代表著當代生產力發展的新變化。之所以把文化生產力歸入綠色發展方式的一種具體模式, 原因在于文化生產加工的對象是人類的精神成果, 在社會資源的配置上符合生態化方向;文化生產過程只需要借助少量的物質資料投入, 其生產資料使用方面也符合生態化要求;此外, 對文化產品的消費是人類需求層次提升的一種表現, 有助于人類整體意義上的全面發展, 且能夠推動自然-人-社會大系統整體發展水平的提高。

              從社會資源的配置上來看, 文化生產加工的對象是人類的精神生產成果, 且該類生產對象具有非獨占性和可重復使用性, 能夠實現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減量化目標, 符合生態化的發展要求。文化生產雖然是以文化作為限定詞, 但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講文化, 是狹義層面的理解, 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 也是人們觀念形態的客體化。文化生產指的是一種以腦力勞動為主的社會生產活動, 本質上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一種, 既包含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 也包含改造主觀世界的活動。文化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滲透性因素, 其作用一直都存在, 科學技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 文化生產力卻只有在文化從滲透性因素逐漸成為生產過程中的獨立性要素后, 才具有了實質性的意義和內涵。也就是說, 在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中, 文化不僅僅作為滲透性因素依附于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 而且其本身就是勞動對象, 是文化勞動要開發的資源, 也是文化勞動生產的產品, 更是文化市場要交易的對象。文化生產力的發展, 開發的是文化資源, 交易的是文化產品。文化產品的價值不在于其物質載體, 而在于其中所蘊含的文化價值, 也就是文化附加值。

              文化生產力的發展, 是人們在基本的物質需要滿足之后, 開始更多關注文化、精神需要的一個必然結果, 也是藝術、宗教、哲學、道德等文化因素在社會生活中作用凸顯的一個表現。這種以文化為核心要素的生產形態, 依托文化優勢, 發展以文化創意為核心的產業模式, 以最小的資源消耗、環境影響, 博取最大的發展, 彰顯了其突出的生態化特征。當然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也存在無序化的資源浪費和環境破壞行為, 如影視制作過程中對自然風景的破壞, 對水源的污染;舞臺演出中大量電力的耗費, 部分舞臺舞美、服裝的浪費;文化產品的無序制作、文化產品的精神污染;包裝裝潢業、工藝品制造業等高能耗等。這些問題并非文化生產力發展的必然邏輯推演, 而只是當下文化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政策制度規制不到位而帶來的負面結果。我國在發展文化生產力時要清醒認識到文化生產行為對生態可能造成的破壞, 使文化產業真正成為綠色、低碳的環境友好型產業。

              文化生產力的發展也需要借助物質資料來充當載體, 但與其他產業相比, 其物質資料的投入相對較少, 且并不以物質資料的消耗為目標, 達到了降低物質資料消耗、實現生態效益的生態化發展目的。文化產業既是一種創意產業, 也是一種高文化附加值的產業, 主體的文化創造性和文化創新力是其核心和靈魂。文化生產力是文化與經濟高度協同的一種生產力形態, 首先也要創造經濟價值, 也是一種客觀現實的物質力量。但文化生產力發展的價值目標追求又彰顯了它與其他生產力形態相比的特殊性, 那就是滿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 物質只是其載體, 更重要的是通過物質所承載的文化內容來釋放和發揮人的精神力量。在文化生產力發展過程中, 一方面, 文化生產者所創造的文化產品借助現代傳媒手段得以廣泛傳播, 既獲得了經濟效益, 也激發了文化生產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 文化產品的消費者通過消費文化產品, 來滿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 豐富精神文化生活。對生產者和消費者而言, 文化生產力均有助于其個性的豐富與發展。

              此外, 文化產品消費需求的增多, 代表著人類需求層次的一種提升。人類需求從追求簡單物質需求的滿足, 到對文化精神產品的渴求, 是一個必然的提升過程, 也是人類個性豐富的一個必然規律。文化產業的繁榮、文化生產力的出現, 是代表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需要的是引導, 而非因為其存在亂象就一味否定。消費文化產品, 有助于人的文化素質的提升, 人的素質提升能夠進一步引導文化市場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 人類生態意識的培養, 有賴于生態文化的繁榮, 而生態文化的教育普及, 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借助于文化市場的繁榮與推進。相信隨著文化市場的日益規范, 隨著人類文化消費的日益豐富和成熟, 文化生產力的發展與人類自身發展能夠形成一種良性的互動。

              四、終端治理型綠色發展模式

              終端治理型綠色發展模式, 是指專門為企業生產終端的污染物減排、環境污染控制、清理以及廢棄物處理等方面提供設備和服務而進行的生產, 相當于狹義層面“環保產業”的概念。該產業中的企業構成, 直接的生產目的就是為防止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進行技術開發、產品生產、信息服務、商業流通等活動, 其生產目的上的生態取向, 決定了該產業在綠色發展中的關鍵地位。

              工業化生產必然伴隨著“三廢”的產生, 早期對于污染物的治理只是企業生產的一個組成部分, 還不足以構成獨立的綠色發展模式。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持續快速增長, 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進程不斷加快, 環境污染也越來越嚴重。在此背景下, 企業的治污壓力越來越大, 污染治理的技術要求也越來越高。國家對環保事業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 并加大了對環;A設施的建設投資, 帶動了相關產業的市場需求。再加上污染治理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 污染方付費, 交由第三方進行治理已經成為企業發展的常態。在此背景下, 催生了以末端治理為特征的環保產業的迅速發展。

              終端治理型綠色發展模式在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中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專門為企業提供污染物、廢棄物處理以及綜合利用與回收技術和設備的生產企業;二是專門從事污染物、廢棄物的集中處理、回收與循環利用的企業, 比如垃圾處理企業等。這些企業一方面能夠完成污染物處理任務, 具有市場化功能;另一方面能夠保護環境, 具有提供環境公共產品的功能。該類模式企業的發展往往要依靠政府與市場的共同作用, 企業出資與政府投資相結合, 通過經濟與行政手段, 引導社會資金和社會管理的參與。涉及到企業治污部分的, 以企業為主體, 并承擔相關的資金投入。涉及到公共物品服務的, 由政府出資并引導和管理該類產業的發展, 將其作為基礎設施進行建設和管理。

              終端治理型綠色發展模式雖然起步較晚, 但卻是新興產業, 也是朝陽產業, 與傳統產業相比具有明顯的后發優勢。環保產業是典型的技術密集型產業, 也是資金密集型產業, 高新技術是其發展的關鍵。發達國家在環保技術方面占有優勢, 美國的脫硫技術、德國的水污染處理技術、日本的垃圾處理技術都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發展中國家因環境保護技術相對落后, 其環境保護市場也成了發達國家競爭的場所。一些大企業、大公司更是把進入環保產業看作未來產業競爭的一個制高點。我國的節能環保產業雖起步晚, 但在經濟快速發展, 科技創新突飛猛進的大背景下, 產業競爭力快速攀升。“從國際市場占有率看, 2004至2013年, 我國環保產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由1.94%提高到7.91%, 增長了3倍多。與世界主要國家環保產品國際市場占有率相比, 德國最高, 美國次之, 而我國已于2011年超過法國、日本、瑞典、英國等發達國家, 位居第三位, 說明我國環保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提升。”[9]

              終端治理型發展模式, 是為防止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而進行技術開發、產品生產、信息服務及商業流通等生產活動的發展模式, 其生產目的上的生態取向, 決定其在生態生產力發展中的關鍵地位。但這種生態生產力發展模式同樣也是立足于特定產業領域的構建, 且需要強大的資金支持以及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的支撐。

              五、小結

              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內容。企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單位, 也是綠色發展的微觀載體。依據當前企業綠色發展的典型特點, 綠色發展的微觀模式包括資源控制型、數據驅動型、文化附加型和終端治理型四種類型。資源控制型強調生產過程中對資源利用及廢棄物排放的控制, 是從勞動對象領域著力的綠色發展模式;數據驅動型強調大數據在生產各個環節的利用, 在此意義上, 大數據扮演了工具的角色, 是從勞動資料領域著力的綠色發展模式;文化附加型可以理解為一種要素創新型的綠色發展模式;終端治理型則是功能導向型的綠色發展模式。這些模式的構建, 既是現實層面綠色發展方式初步探索的結果, 也是人們在對傳統發展方式反思的過程中, 受生態化發展目標的牽引, 對生產力進行主動設計和自覺選擇的結果。這些發展模式都是對傳統發展的一種突破、一種創新, 創新驅動發展是所有綠色發展模式的核心。我國當前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的核心是探索一條經濟效益好、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少、環境污染少的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 在社會生產層面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微觀層面企業綠色發展模式的積極探尋, 借助資源控制、數據驅動、文化附加和終端治理等方式, 為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奠定了堅實基礎, 也提供了有力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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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大數據產業驅動中國經濟新增長[EB/OL].2018-06-12.http://finance.huanqiu.com/roll/2016-05/8928994.html, 201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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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郭建卿, 李孟剛.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發展難點及突破策略[J].經濟縱橫, 201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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