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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劇《紅旗譜》改編中的問題分析

            時間:2019-07-10 13:31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電視劇《紅旗譜》改編中的問題分析的文章,電視劇《紅旗譜》作為紅色經典在上映時取得了不錯的社會反響, 將抗日戰爭融入到電視劇中也增加了可視性, 特別是將朱家和嚴家青年一代的愛情故事進行濃重演繹, 適應了電視劇放映年代的時代性, 有利于吸引青年觀眾。

              摘    要: 電視劇《紅旗譜》是根據梁斌的著名小說《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三部作品整合改編而成, 電視劇擴展了經典文學《紅旗譜》三部曲的意義空間, 本文從復仇的民間材質與民族抗爭的國家邏輯兩個角度著手, 并通過對朱老忠、馮蘭池、馮貴堂在電視劇中的人物形象與原著的對比分析, 闡釋改編后所帶來的《紅旗譜》意義空間的拓展。

              關鍵詞: 復仇; 國家邏輯; 英雄;

              Abstract: The TV series The Red Flag Pedigree is adapted on the basis on Liang Bin's three famous novels: The Red Flag Pedigree, Flame Spreading and Pictures of Warfare. The TV series have expanded the meaning of The Red Flag Pedigree trilogies as the classics. Starting from the folk material of revenge and the national logic of resisting foreign invas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images of Zhu Laozhong, Feng Lanchi and Feng Guitang in book with their images in TV series, this article has explained the expan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Red Flag Pedigree after adaptation.

              Keyword: revenge; national logic; heroes;

              梁斌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重要作家, 195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紅旗譜》奠定了他在中國當代文壇的地位, 之后梁斌又完成了作為《紅旗譜》續集的兩部長篇小說《播火記》和《烽煙圖》, 以及反映土改運動的《翻身紀事》等許多文學作品, 但最讓梁斌聲名鵲起的還是長篇小說《紅旗譜》。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反映農民命運的小說也不少, 但將農民的自身命運置身于時代大浪潮中, 將無產階級革命與反封建以及抗日戰爭聯系起來寫的如此深刻的卻實屬不多。

              “梁斌在寫《紅旗譜》的同時, 也在建構關于中國革命的宏大主題。”[1]《紅旗譜》中敘述了農民朱老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漸提升自己的覺悟認識, 從一名普通農民成長成革命者, 并取得斗爭的階段性勝利的過程。1960年電影版《紅旗譜》的問世, 將《紅旗譜》熱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時代的車輪一轉身, 在新世紀伊始, “2004年, 《紅旗譜》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這是90年代后期以來“紅色經典”改編熱中的重要一部。”[2]讓《紅旗譜》的接受與傳播重新成為了一個讓大家關注的問題。電視劇版的《紅旗譜》對原著在繼承的基礎上, 又有了很多新的發展, 電視劇《紅旗譜》把梁斌的三部長篇小說《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進行了整合改編, 講述了朱家三代人的家族復仇和國家情懷的故事。電視劇《紅旗譜》雖然是一部著名的紅色經典改編劇, 但是專門來研究這部電視劇的文章還比較少, 文本力圖更進一步的分析電視劇《紅旗譜》改編過程中的涉及到的問題。

              一、民間材質:家族復仇

              封建社會制度條件下, 以宗法制度為特征的鄉村家族體系是中國超穩定社會的核心保障, 家族之間的復仇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語境中得到了民間的廣泛認同, 儒家文化同樣也支持血親復仇的合理性!妒酚·趙世家》中對“趙氏孤兒”復仇大力贊揚!陡]娥冤》中從窮秀才逆襲做官的竇娥父親竇天章為女復仇的故事在中國社會得到了民間的巨大同情和心理認同。無論是小說《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 還是電視劇《紅旗譜》都反映了這一主題, 但對復仇的處理又有所不同。

              “《紅旗譜》濃郁的鄉土美學以及對中國社會問題的‘鄉村化’處理, 共同構造著‘文化中國’的表現場域, 成為支撐革命敘事的強大文化根基。”[3]鄉村文化中的家族復仇這一民間材質在中國民間社會有著巨大影響力。“梁斌的長篇小說《紅旗譜》作為反映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民革命的史詩作品, 很自然地把階級斗爭作為創作的主題, 從文本的表層來看, 小說主要以一家地主兩代人與兩家農民三代人的沖突作為故事的情節線索, 但從根本意義上講, 這種階級之間矛盾的背后潛藏的是家族之間不可調和的仇恨, 應該說馮家與朱、嚴兩家勢不兩立的家族矛盾才是小說潛在的結構線索。”[4]民間社會家族之間如何處理仇恨問題是《紅旗譜》在階級斗爭外衣下重要的闡釋內容。“純粹就文本分析, 《紅旗譜》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復仇故事。”[5]而復仇能否得到民間認同和支持根本性就體現在合情合理上, 而合法則是從官方意識形態而言了。電視劇《紅旗譜》在合情合理上下足了功夫, 也是對原著《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改動較大的地方。

            電視劇《紅旗譜》改編中的問題分析

              電視劇《紅旗譜》中朱老忠對地主馮蘭池仇恨的緣起變得更加劇烈、殘酷而合乎家族親情。原著《紅旗譜》講述了農民朱老鞏為了保護住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的公田, 保護作為田地財產記錄憑證的古鐘, 在和侵占農民公共財產的地主馮蘭池斗爭失利后氣憤而死。朱老忠也因父親和地主馮蘭池結下的仇怨, 不得不年紀輕輕地下關東逃命去了, 等成家后帶著老婆孩子重回鎖井鎮找地主馮蘭池為父復仇。復仇與革命是原著《紅旗譜》兩個最重要的主題, 我們要深刻理解這部作品首先應該從復仇的緣起開始理解。首先我們來看看原著中朱老鞏是如何死的。當聽到油錘把銅鐘擊碎的聲音后, “朱老鞏明白過來了, 是調虎離山計。他一時氣炸了肺, 眼睜睜看著嚴老尚, 吐了兩口鮮血, 倒在了地上, 臉上像蠟渣一般的黃。”[6]從這段文字描寫上分析, 如果說是馮蘭池直接害死了朱老鞏, 是很難說的過去的。如果說馮蘭池要為朱老鞏的死負責任的話,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法理上顯然不具有合理性。但在鎖井鎮民間社會層面上來看, 他們選擇了集體認同朱老鞏就是馮蘭池害死的, 在馮蘭池自己看來, 他同樣認同這樣的理念, 并且開始了進一步的行動, 就是派人“斬草除根”, 兩個“強人”把朱老忠的姐姐奸污, 從而也導致朱老忠被迫下關東, 同時他姐姐也投河自盡。在父親和姐姐的相繼死亡后, 讓朱老忠的復仇意志堅定了起來。父親臨終時候的囑托“要記著, 你久后一日, 只要有口氣, 就要為我報仇……”[6]成了復仇的種子, 在年輕的朱老忠心中萌芽并開始成長。在回到鎖井鎮得知自己的姐姐也是被馮蘭池間接害死之后, 讓復仇的火焰越燒越旺了。從關東回到鎖井鎮的朱老忠的兩個兒子大貴、二貴雖然從未和馮蘭池一家謀面過, 也不可能有任何現實層面的恩怨糾葛, 但也天然的繼承了這種仇恨, 這是朱老忠一家回到鎖井鎮的內在動因。

              電視劇《紅旗譜》將朱老鞏死后逼走朱老忠的橋段進行了改編, 讓地主馮蘭池身上的惡更加深重。電視劇中增加了王道長這個角色, 他作為馮蘭池的軍師為馮蘭池的的諸多惡行出謀劃策, 在王道長的謀劃下, 馮蘭池成功地砸掉了古鐘, 得到了夢寐以求的寶地, 作為報答, 馮蘭池答應贈送王道長四十兩黃金, 可卻派人在路上將王道長截殺,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那所謂的四十兩黃金也并非是真的黃金, 而是黃銅。這不僅表現出了地主馮蘭池的貪財, 同時也表現了其為了錢財而不惜殺掉曾經的得力助手軍師王道長的嗜血無情的性格。在表現完其貪財、嗜血的人物性格后, 也表現了馮蘭池的好色。朱老鞏死后, 馮蘭池強行綁架了朱老忠和他的姐姐朱秀娟, 并以釋放被強行抓起來的朱老忠為條件, 企圖霸占朱秀娟, 在霸占不成之后, 讓家丁把朱秀娟扔進了滹沱河而死, 并想要將朱老忠一同斬殺以免后患。電視劇把馮蘭池塑造成一個嗜血、貪財、好色的地主形象, 并把朱老忠的姐姐朱秀娟的死直接和馮蘭池連接了起來, 從而讓朱老忠對馮蘭池的復仇更加合乎民間社會的人情, 不僅僅有“殺父之仇”, 同時要有“奸污”朱秀娟導致其死亡的仇恨。

              在朱老忠帶著老婆孩子回到鎖井鎮, 找馮蘭池報仇的過程中, 馮蘭池的人物形象進一步的惡化, 原著《紅旗譜》中嚴世和為了能夠去濟南看身陷囹圄的兒子運濤, 自愿將寶地賣給了馮蘭池。電視劇中將這個橋段也進行了改編, 改編成了在馮蘭池對嚴家用了欺詐手段后才得到了寶地, 這個橋段的改編突出了馮蘭池的狡詐性格。其不僅僅是對外族人嗜血、貪財、好色, 同時還將自己的魔爪伸向了自己的三兒媳桂仙身上, 馮蘭池的三兒子馮煥堂懦弱無能, 其妻子桂仙是“窯姐”出身, 電視劇中馮蘭池上演了“公公扒灰”一幕。這讓其在馮氏家族內部也失去了民間社會的認同合理性。這樣的改編當然是突破了原著內容, 讓馮蘭池徹底成了一個十惡不赦的地主形象。這樣一來, 朱老忠的復仇也就更能夠得到民間社會的一致認同, 其仇恨的烈度也必然更強。

              “《紅旗譜》所展示的藝術邏輯, 廣泛而真實地再現了20世紀前半葉中國農民在黨領導下不屈斗爭的風雨歷程, 高度顯示了‘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 ‘完全無愧于一代史詩的美譽’。”[7]黨領導下的階級意識的覺醒成為復仇的持續推動力, 從原著《紅旗譜》《播火記》《烽煙圖》到電視劇《紅旗譜》中保持了一致性。如果說朱老忠剛回到鎖井鎮為了個人的私仇家恨想盡辦法要置馮蘭池一家于死地的復仇是屬于中國典型的民間社會復仇模式范疇, 但當朱老忠一家接觸到了共產黨員賈湘農之后, 革命意識開始融入傳統的復仇意識之中, 朱老忠從回到鎖井鎮初期想要消滅馮蘭池個體, 演變為要消滅以馮蘭池為代表的一類人, 從為了完成父親交給自己復仇的家族使命, 演變為要為整個受苦受難的鎖井鎮一帶四十八村農民謀幸福, 由對馮蘭池的個人家族仇恨, 轉變由農民階級對以馮蘭池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仇恨。

              大團圓結局是原著和電視劇《紅旗譜》中的重要特點之一,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的民間社會樸素思想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 但電視劇中表現的更為徹底和決絕。馮蘭池作為一個手上沾滿鮮血的地主, 其死亡自不必說, 原著中《烽煙圖》中最終馮貴堂一家依然在鎖井鎮生活, 而電視中在處理馮家男性命運上則非常徹底。馮家的二兒子馮貴堂在與朱老忠為代表的抗日隊伍的戰斗中被打死, 馮家大兒子馮月堂在寺廟里則死于二兒子的槍下, 三兒子馮煥堂同樣是被革命隊伍打死, 電視劇中馮家兩代的男性都被從肉體上消滅掉了。而作為復仇者的朱老忠一家男性們, 雖然經歷了很多挫折, 但最后都安然無恙, 而且朱家的后代男人們都各自有了妻子, 朱老忠的兒子大貴和兒媳金華甚至還有了孩子。在中國多子多福的傳統文化語境下, 朱老忠家族的人丁興旺與馮家兩代男性的湮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電視劇中的大團圓結局不僅僅把民間社會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樸素心理期待表現出來, 同時還以多子多福的生殖意義上的隱喻昭示了朱老忠復仇的勝利。

              二、國家邏輯:抗日戰爭強力因素的介入

              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內, 革命往往和民族國家觀念相聯系的, “三紅一創”既是反映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 同時也是努力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的過程。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天然擔負起了把農民與革命、民族國家相聯系起來的任務與責任, 這也是這個時期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征, 而最能體現民族國家意識的事情就是通過對外族的戰爭來實現, 其中抗日戰爭既是中國近現代史重要的事實, 同時也對中國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作者在十分自覺的意義上把小說當作革命歷史的記載來進行創作, 將民族的苦難歷史濃縮到這部作品中。”[8]《紅旗譜》三部曲中的都涉及到了一些抗日相關的民族苦難內容, 原著《紅旗譜》中的保衛保定第二師范學校的運動和抗日直接關聯, 《烽煙圖》以1937年為背景展開故事, 描述了日軍空軍轟炸保定造成的殘磚斷瓦廢墟成片和百姓的民不聊生, 以及國民黨軍隊在對日作戰失利后大潰敗, 逃兵們從一隊一隊到三五成群, 完全沒有了軍隊戰士應該有的樣子, 失去了作為民族精神集中體現的軍隊的精氣神, 國民黨軍的衰敗之氣一目了然, 但是沒有出現朱老忠為代表的革命隊伍對日本侵略軍的直接作戰。

              電視劇《紅旗譜》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改編, 把日本侵略者直接引入到電視故事中來, 增強了民眾與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對抗沖突。電視劇《紅旗譜》中以朱老忠為代表的革命隊伍對日本侵略軍進行的直接斗爭, 成了電視劇的一個重點表現部分, 也是整個劇的高潮所在。在原著《烽煙圖》當中馮貴堂得知日本就快要打到鎖井鎮的時候, 他首先做出的選擇是帶著家眷細軟乘著馬車想逃難到太原, 那里有他的本家馮閱軒旅長可以給他們提供庇護。在逃難的過程中他們一家人不僅要承受路途的艱辛, 同時還要承受來自國民黨潰兵們的騷擾, 自己女兒二雁也被潰敗的國民黨軍官王國柱搶了去, 讓馮貴堂懊惱不已, 去太原的火車也是人滿為患, 擠不上去, 最終選擇返回到鎖井鎮, 并向朱老忠為代表的革命隊伍臣服, 靜觀時局變化。電視劇《紅旗譜》中作為馮家第二代地主代表人的馮貴堂是劇中的男二號角色, 其在文明外衣下的毒辣手段更勝于馮蘭池。他首先是作為馮家繼承人的身份, 天然繼承了對朱老忠的仇恨, 接著他成功的混跡于保定的軍政界并有了實權, 演變成了以朱老忠為代表的農民階級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 他采取各種手段鎮壓朱老忠所領導的農民運動, 殺人如麻。在抗日戰爭過程中, 國軍敗退后, 他加入了日本侵略者的陣營, 成了一名為日本侵略者效忠的偽軍, 并有著重要的地位。其不僅僅背棄了自己的祖國和人民, 同時其還將自己的三弟媳桂仙獻給日本占領軍頭目林次郎, 并在桂仙反抗林次郎的時候, 為了解救自己的日本主子, 開槍打死了桂仙。這時候的馮貴堂由朱老忠的個人的仇人, 隨著他掌握保定軍政界實權, 演變為農民運動的階級敵人, 在他成為偽軍為日本侵略者效勞后, 由農民運動的階級敵人再變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敵人。朱老忠對其個人仇恨、階級仇恨、民族仇恨“三位一體”地集中在馮貴堂身上。

              馮貴堂帶領著日偽軍進攻鎖井鎮是電視劇的高潮所在, 朱老忠所帶領抗日隊伍對馮貴堂的斗爭, 也就帶著了強烈的民族危亡時刻自救的意味在其中。電視劇中馮貴堂在進攻鎖井鎮朱老忠隊伍的戰斗中兵敗失利, 逃到了大哥馮月堂所在的寺廟, 并陰差陽錯地槍殺了自己的親哥哥馮月堂, 被朱老忠隊伍團團圍住的馮貴堂, 最終拿著朱老忠的大鍘刀自刎于寺廟古鐘之下。整個《紅旗譜》的故事開始于朱老鞏護古鐘而死, 結束于馮家第二代最后一個男性自刎于古鐘之下, 在某種程度上而言, 這是一種輪回。在輪回的過程中實現了新舊世界的交換, 新舊勢力的重整, 和新希望的逐漸壯大, 這個希望既是民間社會中善惡有報的因果循環和子報父仇道義伸張, 同時也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某種程度上的昭示。

              三、史詩性英雄的追求

              在《紅旗譜》誕生后的第一批評論性文章里就贊揚其是“一部史詩性的作品”。在史詩性的世界之中, 主角必然是英雄人物, “紅旗譜》系列作品的突出成就, 表現在朱老忠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農民英雄人物的塑造上。”[9]電視劇在塑造朱老忠從充滿個人恩怨家族復仇到滿懷國家情懷抗爭的過程, 也是塑造朱老忠作成為英雄的過程。

              “朱老忠被逼離開家鄉、闖蕩江湖的經歷, 又使他具有了一般安土重遷、逆來順受的鄉民所沒有的俠義色彩和游民性格, 而這正成為他日后投向革命、成為一個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員的內在契機。在中國民間, 俠義文化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特別是燕趙之地是俠義文化的發祥地, 俠義文化對地方民眾文化性格的塑造影響深遠。”[10]電視劇《紅旗譜》中俠義在剛剛回到鎖井鎮的朱老忠身上表現的非常明顯, 他仗義疏財, 為江濤出學費、為嚴家蓋房子等等, 俠義英雄是朱老忠從關外回到鎖井鎮后的第一表現特征。他在少年時代離開鎖井鎮后, 他在北京做了半年小工, 又到天津學織毯子, 長白山挖人參, 黑河打魚, 海蘭泡淘金, 受了很多苦積攢了錢財娶妻生子。在東北的時候還做過“胡子”, 很顯然回到鎖井鎮后的朱老忠明顯不同于本地的原住民。自古燕趙之地就多慷慨悲歌之士, 朱老忠的“胡子”經歷也讓他有了一定的武藝在身。他回到鎖井鎮后為奪回被馮蘭池霸占的“寶地”的第一次嘗試就是與馮家護院老山頭比武, 而且還是“生死局”, 朱老忠將生死置之度外的俠義英雄性就此表現的淋漓盡致, 雖然朱老忠贏得了比武, 但沒有要了落敗者老山頭的命, 暫時拿到了“寶地”的地契, 可最終還是讓馮貴堂用計搶了回去, 朱老忠也差點被陷害入獄。

              “《紅旗譜》是一部以傳統英雄主義為哲學基礎, 以時代英雄主義主題為價值標向, 經由傳統“家族敘事”和“俠義”話語模式而構成的“英雄史話”。”[11]在民間社會俠義精神驅使下的朱老忠與馮蘭池的斗爭中并沒有獲得成效, 反而自己差點身陷囹圄。階級革命時代性的呼喚, 開始注入朱老忠的生活和思想中, 共產黨員賈湘農的介入讓其從俠義英雄的草莽性過渡到具有時代性英雄的領導階級斗爭的領袖。朱老忠在成為共產黨員后, 其對地主馮家的斗爭, 演變為了具有時代性的階級斗爭, 強烈的階級斗爭屬性, 讓朱老忠身上呈現出了時代英雄的特征, 他放棄了原來單打獨斗的江湖模式, 他以演武堂為載體組織和團結起農民來作為一個整體反抗地主馮家。

              電視劇在把朱老忠所領導的革命隊伍置身于和以林次郎與馮貴堂代表的日偽軍的斗爭中, 進一步將其英雄屬性從具有階級革命的時代性英雄, 進一步發展為在抗日宏大敘事中的民族性英雄。電視劇中朱老忠與以林次郎為代表的日本和以馮貴堂為代表的偽軍斗爭, 集中在第27、28集中, 這兩集也是整個電視劇的高潮部分。朱老忠所領導的反抗日本侵略軍的隊伍大戰林次郎和馮貴堂, 并最終取得了戰斗的勝利, 消滅了這兩只日偽軍隊伍, 這次戰斗的勝利, 也成功地將朱老忠的抗日民族英雄的影響塑造了起來。

              電視劇和原著對于朱老忠的史詩性英雄追求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但電視劇把這種史詩性的追求進一步地延伸到了抗日民族英雄的階段。朱家從清末開始就反抗馮家地主的壓迫, 朱老忠家三代人, 從清末開始斗爭, 一直延續到1937年, 在大跨度的時間范疇范圍內, 朱老忠始終是故事的主角, 經歷了苦難與折磨, 在漫長的斗爭中, 朱老忠從少年到老年, 從農民到黨員, 從被壓迫無助的農民到勇于反抗日本侵略的戰士, 在角色轉變的過程中, 其從為父、姐復仇, 為農民階級做斗爭, 到為國家民族而活, 將自己的人生使命調整到了為國家民族的維度。歷經清末的政治腐敗, 民國時期的國共內戰, 抗日戰爭中的民族存亡危機。朱老忠在經歷了“為自己、為階級、為國家民族”三個階段后, 自我的蛻變成為了史詩性的農民英雄。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關于知識分子和故鄉之間的“離去——歸來——再離去”的敘述模式, 當擁有新知識的知識分子回到自己久別的故鄉之后, 發現了故鄉的種種問題, 或者是無心去改變, 或者是無力去改變, 進而選擇再次離開家鄉, 奔赴外地他鄉。電視劇《紅旗譜》中的對朱老忠敘述同樣也有類似的“離去——歸來”模式, 但不同的是對于朱老忠多了一份對故鄉的堅守, 模式變為“離去——歸來——抗爭”。朱老忠帶著復仇的信念“歸來”, 雖然在過程中遭遇了諸多的失敗, 但他在各種斗爭中都主動參與其中, 是一個主動性的英雄, 包括主動向黨組織的靠攏并成為一名黨員, 主動的參與到“反割頭稅”、對日偽軍作戰等事件當中去, 并成為眾人的主心骨。他“歸來”后在鎖井鎮以一個反抗社會不公的抗爭者身份存在, 這點上和知識分子歸鄉后的無力與彷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電視劇《紅旗譜》作為紅色經典在上映時取得了不錯的社會反響, 將抗日戰爭融入到電視劇中也增加了可視性, 特別是將朱家和嚴家青年一代的愛情故事進行濃重演繹, 適應了電視劇放映年代的時代性, 有利于吸引青年觀眾。雖然電視劇《紅旗譜》徹底地將原著中階級斗爭的精髓融入劇中, 但其將馮蘭池、馮貴堂的形象上的人性善的一面全部抹去, 難免造成人物形象性格的單一化和扁平化。“電視劇版《紅旗譜》的改編也有一些不足之處。朱老忠是作品中的主人公, 但其成長性卻非常缺乏, 電視劇中并沒有表現出一個相對完整的人物成長過程。”[12]“《紅旗譜》《播火記》作為‘成長小說’, 其價值就在于從‘人’與‘歷史’的關系中去表現歷史的變動。”[13]相對于原著而言, 電視劇《紅旗譜》朱老忠的人物性格在成長性方面還是有所欠缺的, 這是電視劇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個遺憾之處。在電視劇中道具的選擇上, 朱老忠在和日偽軍戰斗中依然拿著大鍘刀作戰, 雖然這是為了突出影視效果而做的選擇, 但在熱兵器激烈交火的時代, 拿著冷兵器時代都很少作為戰斗武器的大鍘刀參加戰斗, 難免不合時宜, 讓人覺得有些突兀。當然, 時過境遷, 用現在的眼光來審視當時的影視創作, 未免有些苛求的意味在其中, 畢竟每一部小說或者影視劇都是產生于特定的時代, 帶有時代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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