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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主體性在《生死疲勞》英譯中的體現

            時間:2018-02-11 14:01作者:學位論文網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譯者主體性在《生死疲勞》英譯中的體現的文章,摘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語境下,文學作品的外譯成為新的研究焦點。莫言作為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對其作品海外傳播和譯介的研究
              摘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語境下,文學作品的外譯成為新的研究焦點。莫言作為中國當代重要作家,對其作品海外傳播和譯介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本文以翻譯倫理為理論依據,對莫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生死疲勞》的英譯進行研究,探討譯者主體性的發揮及其效果,尋求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合理譯介模式。
             
              關鍵詞:生死疲勞;翻譯倫理;譯者倫理;譯者主體性.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使得其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國際角色,如何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提升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被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和譯介是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礎之一,肩負著中國優秀文化對外傳播的重任。如何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為其提供譯介作品的上乘之作已經成為了文學及翻譯出版界的關注焦點。
             
              在此語境之下,中國當代作家莫言及其作品的海外傳播與譯介極為典型。2012年莫言斬獲諾貝爾文學獎,使糾結了中國文學界大半個世紀的諾獎情節終得釋放,也使得莫言及其作品的海外知名度大大提高,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這其中,除卻莫言本人深厚的文學造詣和創作天賦,譯者的作用更是功不可沒。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Howard。牵铮欤洌猓欤幔簦簦┦悄宰髌酚⒆g的御用譯者,也是“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莫言作品的英文譯本均出自其手。創作于2005年的長篇巨著《生死疲勞》是莫言2012年獲取諾貝爾文學獎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莫言在西方獲獎最多、最受關注的作品。本文擬從翻譯倫理學的角度對葛浩文英譯《生死疲勞》進行探討,分析在譯介過程及譯介策略選取中所體現的譯者主體性,探討譯者所應當的倫理責任,尋求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合理譯介模式。
             
              一、倫理的回歸:對譯者主體性的思考.
             
             。ㄒ唬┓g研究之譯者主體性的思辨.
             
              翻譯研究中的譯者主體性是指作為翻譯主體的譯者在尊重其翻譯客體對象的前提下,為實現翻譯的既定目標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性。作為翻譯實踐活動主體的譯者,與其他實踐活動主體一樣,其主體性包含著能動性與受動性兩方面。其中一方面,譯者需要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根據特定的翻譯目標來選取適當的翻譯策略,克服翻譯中的語言和文化障礙,確保翻譯任務的完成。另一方面,譯者在翻譯中會受許多客觀條件和環境的影響以及源語文本這一客體的制約和限制。主體的能動性以其受動性為前提和基礎。只強調能動性而忽略受動性,則會導致實踐活動的盲目和任意性。另外,主體性還以為我性為特征。為我性是能動性得以發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所在,與主體能動性和受動性辯證統一在主體性之中。
             
              譯者主體性的特點在翻譯研究的不同階段有著不同的體現。在以語文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研究范式為主的傳統翻譯研究階段,原文作者意圖的傳遞被視為翻譯的最高宗旨,譯者作為原文作者的忠實仆人,其譯文創造者的主體地位被邊緣化。在這一研究范式之下,譯者主體性淪為以自我為中心的作者主體性的犧牲品。20世紀90年代解構主義多元化的興起和翻譯文化轉向的出現使得譯者的處境由隱身變為顯形,被推到了翻譯研究的前臺,其經驗、情感、意向、動機等均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譯者作為翻譯主體被授予了無限的權利和自由,其能動性也超越了受動性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ǘ┓g研究的倫理學維度.
             
             。玻笆兰o90年代,翻譯 研究 出現 了文化轉向(the。悖酰欤簦酰颍幔臁。簦酰颍睿,使得翻譯這一跨文化交際活動與“倫理道德”(ethics)這一文化重要組成部分密切相關。國際翻譯學研究熱點與前沿的可視化分析顯示:翻譯與倫理為2008到2012年間國際范圍內翻譯學界普遍關注的熱點領域之一。這一理論轉向使翻譯行為被當作一種倫理行為進行重新審視。對翻譯原則、翻譯主體、翻譯標準等翻譯學的基本問題研究也紛紛尋求倫理學的理論支撐。
             
              在西方,“翻譯倫理”(translation。澹簦瑁椋悖螅┳畛跤煞▏ 翻 譯 理 論 家 及 文 學 翻 譯 家 貝 爾 曼 (AntoineBerman)提出。他將譯者視為“有創造力的翻譯行為主體”,認為其主體性應該“允許主動和批判的介入”。在翻譯研究出現文化轉向的語境之下,貝爾曼提出了文化“他者”的倫理,即譯者應該盡其所能地尊重原作,尊重譯語文化和源語文化之間的差異,翻譯應該借傳介他者來實現豐富自身的倫理目標。
             
              在貝爾曼翻譯倫理思想啟發下,美國解構主義翻譯理論家韋努蒂(Lawrence。郑澹睿酰簦椋┚臀幕呒爱愘|性提出了保留原文語言文化差異的“異化”翻譯觀。他認為好的翻譯就是“用譯入語表現譯語文本中的異域性”。異化翻譯保留了源語文本中的差異,破壞了譯語的文化規范,也抑制了種族中心主義對原文的篡改。這種“抵抗”(Resistance)策略以抵抗譯入語中的主流文化價值觀為目標,反對歸化翻譯所追求的通順。他認為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不平等造成了翻譯的不平等,因此,翻譯從本質上說具有種族中心主義屬性。好的翻譯是釋放殘留物,培養異質性話語的行為,是少數化的(monoritizing),它不僅向標準方言和文學經典輸入陌生元素,而且不標準的或是邊緣的語言也囊括其中,翻譯倫理應該是求異的。
             
              另一位推動翻譯倫理研究的重要學者是安東尼·皮姆(Anthony。校恚。皮姆對譯者的文化間性概念進行了論述,并提出了翻譯主體間性倫理。他將翻譯定義為一種職業性服務,是一種針對既定接受者的具有交際性質的服務行為,作為提供這一職業性服務主體的譯者,不僅僅從屬于任何一個文化社群,而是處于兩種文化的交界處。在從事翻譯職業活動時,譯者很必然地承擔著一定責任,肩負著一定的文化使命。因此,翻譯倫理問題的本質應為譯者倫理問題,在研究描述形態各異的翻譯活動時應該從譯者的文化間性出發,對推動不同文化之間合作的譯者倫理進行研究。
             
              對翻譯倫理研究貢獻最大的是芬蘭學者安德魯·切斯特曼(Andrew。茫瑁澹螅簦澹颍恚幔睿,他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從描述的角度較為系統地提出了翻譯的再現倫理(ethics。铮妗。颍澹穑颍澹螅澹睿簦幔簦椋铮睢。铮妗。簦瑁濉。螅铮酰颍悖濉。簦澹簦铮妗。簦瑁濉。幔酰簦瑁铮颍、交 際 倫 理 (ethics。铮妗。悖铮恚恚酰睿椋悖幔簦椋铮睿、服務倫理(ethics。铮妗。螅澹颍觯椋悖澹┮约耙幏秱惱淼人拇髠惱砟J。所謂再現倫理,指在翻譯中視原文為經典而不敢有半分褻瀆,譯文盡可能地再現原文中的他者。服務倫理源自翻譯的商業服務概念,在翻譯中譯者首先要對其委托人或客戶負責,除此之外,還要考慮到譯文讀者和作者。交際倫理將他者視為一個可以進行交流的主體,將翻譯視為一個跨文化合作活動,譯者的道德任務就是通過翻譯促進這一合作。因此,有道德的譯者應該是一個協調者和溝通的橋梁,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以使交際的雙方實現跨文化的合作和理解;谝幏兜膫惱硪笞g者的翻譯行為符合譯入語國家的社會道德倫理規范,可以被目標語文化與社會接受。同時,由于不同社會其文化規范具有一定的差異,因此規范具有相對性,將同一原文翻譯成不同語言時所需要遵循的規范也不盡相同。雖然總體而言譯界對翻譯倫理的研究仍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并且大多數研究仍然局限于對譯者職責、翻譯的標準及任務的具體討論和規約,但是不可否認,翻譯倫理學研究從對翻譯本質屬性的探討出發,涉及到對整個翻譯過程的分析,的確提供了翻譯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原則。并且由于受倫理學以人為本的研究特點所影響,翻譯倫理首先關注的是人的研究,即對譯者行為的研究。因此,以翻譯倫理學為理論借鑒探討譯者主體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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