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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代時期先秦諸子思想譜系研究述評

            時間:2019-07-08 11:19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漢代時期先秦諸子思想譜系研究述評的文章,“六家”與“九流十家”的概念體系縱然存在諸多不足, 但依然是今人研究先秦諸子思想不可逾越的參照系。而先秦諸子的“真實”情況, 我們現在并不清楚, 從常識及相關文獻記載推斷, 漢代學者應當更為清楚一些。

              摘    要: “六家”與“九流”觀念源于漢代學者建構的先秦諸子學術譜系, 迄今仍然是認識先秦諸子學術群體的基本參照框架。近代以來學界從概念、方法、新材料等層面不斷質疑此框架, 多有學者在概念層面, 將先秦、秦漢學者所論之“家”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學派”, 實則難以與“家”的歷史含義完全對應;將《漢書·藝文志》視為狹義的“目錄學”分類, 又低估了其學術史價值。大量新材料的發現, 填補了部分先秦學術史的“空白”, 但卻在研究傾向上出現高估出土文獻學術史價值的趨勢。而新方法的導入, 對于先秦諸子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 但卻以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作為對立面, 忽視了其“平等”的方法論價值。平心而論, 在目前條件下, 新材料的發現、新概念的引入、新方法的導入等, 并不足以動搖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 相反在更深層次上再一次證明, 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思想譜系的研究成果, 依然是基礎性且富有啟發性的。

              關鍵詞: 六家; 九流; 先秦諸子; 學派;

              Abstract: The ideas of "six schools" and " nine streams" are the academic genealog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and they are still the basic frame of reference for the scholars in the pre-Qin period.Since modern times, the academic circle has constantly questioned this frame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s, methods and new materials.Many scholars, on the conceptual level, interpreted the Jia (literally meaning fami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in the pre-Q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school" in the modern sense, but in fact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correspond to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family".Yiwenzhi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is regarded as a narrow category of bibliography, which underestimates its academic value.The discovery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materials filled in the " blank" of some academic history of pre-Qin period, but there was a tendency of overestima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value of unearthed documents.Howev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method provided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scholars in the pre-Qin period, but it took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as the opposite and ignored its methodological value of "equality".To be fair,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s, the discovery of new material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ncept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methods were not enough to shake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On the contrary, on a deeper level, it was once again proved tha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on the genealogy of thoughts of various scholars in the pre-Qin period were still basic and instructive.

              Keyword: six schools; nine streams; pre-Qin philosophers; school;

              《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藝文志》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分類, 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思想梳理的最高水平。20世紀以來伴隨著西學東漸的強勁勢頭, 疑古思潮的發展、大量出土文獻問世、不同研究方法的引入, 以及90年代以來重寫學術思想史的呼聲, 不少學者在概念、史料、方法等方面, 不斷質疑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思想譜系的劃分。而這些質疑是否足以“顛覆”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分類框架, 從而重構先秦諸子思想譜系, 是否有必要否定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 都是需要審慎對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一、概念層面:古今有別不能一概而論

              先秦學者述及先秦諸子思想時, 大致有三種方式:一是點數諸子名錄;二是以“儒”“墨”等單用語指稱;三是以“家”來概述, 諸如“百家”“二家”等方式。三者之間互有交叉, 但先秦學者并不使用“儒家”“墨家”等稱謂。漢代形成“六家”“九流十家”等總稱和“儒家”“道家”等單稱, 基本奠定了先秦諸子的學術譜系。近代以來多有學者對此分類體系提出質疑:一是由先秦并無“六家”“九流十家”的稱謂, 質疑這一分類框架的合理性, 胡適的觀點最具代表性[1]174;二是將“六家”視為漢初的學術形態, 以任繼愈為代表[2]433;三是將《漢書·藝文志》局限于狹義的“目錄學”分類, 以魯惟一為代表[3]9, 李銳對其觀點多有繼承[4]81;四是以現代意義上的“學派”概念, 來衡量先秦兩漢學者所論之“家”, 這是目下學術界習慣的用例。四種取向皆有理據, 但是能否動搖漢代學者建構的先秦諸子思想譜系, 則有待深入分析。

            漢代時期先秦諸子思想譜系研究述評

              第一, “學派”與“分家”的關系。漢代學者以“六家”“九流十家”等概念, 探究先秦諸子思想的起源、派分、師承、思想主旨等問題, 這種研究方法、分類框架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而胡適“不承認古代有什么‘道家’、‘名家’或‘法家’的名稱”[1]174, 認為“古無九流之目, 《藝文志》強為之分別, 其說多支離無據”[5]309。從稱謂而言, 先秦時六家之名有些確實不存在, 但是“法家”稱謂則有, 《管子·山至數》中使用了“法家”一詞, 只是并非學派意義上的法家;《孟子·告子下》亦有“法家”之稱, 趙岐注為“法度大臣之家”[6]110, 朱熹注為“法度之世臣也”[7]348。以此推之, 孟子所稱“法家”已經近似于漢代所言法家群體, 但并非明確的學派意識。如果拋開學派名稱不論, 那么, 胡適希望“推翻‘六家’‘九流’的舊說, 而直接回到可靠的史料, 依據史料重新尋出古代思想的淵源流變”[1]174, 實現這一主張似乎并無必要推翻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而新建立的先秦諸子思想框架, 與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也可以并行、共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任繼愈再次提出質疑, 認為六家“是漢初當時流行的六個重要學派”[2]433, 這一點不夠準確。任先生沒有對“家”與“學派”的區別做出明確界定, 傾向于將“師承關系”視為學派劃分的弱標準[2]433。蘇德愷對任先生的觀點指出質疑, 認為司馬談所論確屬先秦學術, 并且創造了一種新的分類框架、概念體系[8]134。但他沒有深究漢代學者所用“家”字的含義。而從目前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 學界大都認同漢代學者的分類對象主要是針對先秦學術, 兼及部分漢代學者。而將“六家”“九流十家”的分類等同于“學派”劃分, 是大部分學者的潛在“共識”。那么分“家”與劃分“學派”是否等同關系?

              傅斯年在總論中國學術之弊端時, 以“家學”與“科學”“學科”的對立指明東西方學術的差別[9]185, 似乎已經認識到中國古代所謂“學派”與近世以來所謂“學派”存在較大差異。而李銳則從“家”的含義入手, 認為“在先秦秦漢時期, 這里所用的‘家’, 至少有兩種含義, 一種是針對有學術師承、學術淵源的學派 (school) 而言的;一種是針對有相近的學術宗旨、學術興趣、學術問題的學者群 (scholars) 而言的。前者為本義;后者為引申義, 外延較前者寬泛”[4]82。由此言之, “學派”的本義包括有師承關系但主張不同甚至相反的學者, 諸如相傳墨子先學儒, 后來創立墨家, 《孟子·滕文公上》所載“陳相見許行而大悅, 盡棄其學而學焉”[10]112, 諸如此類在先秦學術大環境下肯定極為常見。而引申義“學者群”則包含一部分沒有師承關系的學者, “私淑”者姑且不論, 如法家商鞅、申不害、韓非三人沒有直接的師承關系。如果說先秦秦漢時期的“家”字兼有這兩層含義, 那么“家”便包括了“學派”意義上有師承關系, 但主張相同、相近、相反的學者群;“學者群”意義上主張相近, 有師承關系、無師承關系的學者群。如此一來, “家”幾乎就是“所有”學者、思想流派的總稱、泛稱了。因此, 將“家”字含義細分為本義“學派”與引申義“學者群”, 并無太大操作意義。而先秦秦漢學者是否在“學派”與“學者群”這兩層意義上使用“家”字, 也有待商榷。

              在《莊子·天下篇》中提到“百家”, “這個‘家’字, 也還不完全指‘學派’而言”[11]192。大致涉及如下義項:“一如‘部’、‘門’、‘派’等, 本為實物名詞, 漸漸而用為抽象之分類名詞”[11]192, 有類今天所言的“種”, 作量詞使用;另外指有一技之長者, 如“百家眾技”。而在《荀子》中所稱“百家”, 除去一般性概說之外, 一人或一群人也可以成為一家:“復慎、墨、季、惠, 百家之說誠不詳。”[12]460其中缺乏明確的“學派”意識。戰國后期學者總結先秦學術所用“家”字含義多樣, 而漢代學者所用“家”字的含義也不單一。林國旺指出:“《漢書·藝文志》本身所用‘家’字, 以篇卷之義為最多, 兼以職業、學科及學派分類。而這幾個意義都屬于一個‘分類’義群, 因此不能把它們輕易分解, 一旦輕易分解, 就會造成對《藝文志》文本的理解失誤, 如以上所說的今人獨以‘學派’義解‘家’字, 這就會產生一系列爭辯。”[11]191徐剛也認為:“《漢書·藝文志》把每一本書的作者都稱為一家, 其所載諸子書有‘百八十九家’。因此, 廣義而言, 凡是著述, 都是一家之言。而這, 可能反倒是學術稱‘家’的本義。”[13]107王充在《論衡》中大量使用“某某家”之稱, 則符合上述用法, 由此看來, 先秦秦漢學者論列先秦諸子學術譜系所用“家”字, 與現代意義的“學派”并非等同, 分“家”顯然并不等同于劃分“學派”。

              第二, “目錄學”與“九流十家”的關系。魯惟一認為《漢書·藝文志》的分類主要是圖書“著錄工作”[3]9, 其分類框架并不合理, 誤導了后世學者, 以致后世學者將其視為秦漢時期“正在發展各種旗幟鮮明的學派”[14]696。將劉向、劉歆父子的分類視為“目錄學”分類, 而非專門的學派分類, 有一定道理。但是認為這種分類體系被后世學者等同于秦漢時期的學術歷史事實, 這種觀念缺乏足夠的依據。李銳卻將這種認識推向極端, 他認為:“在中國思想史中, 一個用于圖書分類的目錄名稱———‘九流’, 被看作對前一段歷史的描述, 遂被當作前一段歷史的事實。”[4]81這種推理主要依據為歷代正史中的藝文志, 以及古代少數學者的目錄學論著, 與秦漢以降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而我們所關注的是《漢書·藝文志》是否僅僅是“目錄學”著作?或者即便如此, 那么是否具有學術史、思想史的價值?

              《漢書·藝文志》脫胎于《七略》, 章學誠認為“劉向父子部次條別, 將以辨章學術, 考鏡源流, 非深明于道術精微, 群言得失之故者, 不足與此”[15]1。又言:“《漢志》最重學術源流, 似有得于太史《敘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二子》之義。此敘述所以有關于明道之要, 而非后世僅記部目者之所及也。”[15]47李零也認為“班志不僅是目錄, 也是學術史”[16]2。由此看來, 《漢書·藝文志》并非單純的目錄學著作, 其中涉及相當部分學術史內容。何小平認為《漢書·藝文志》的學術史價值主要體現在:“總百家之緒, 溯學術之源, 明簿錄制體。”[17]85雖然沒有學者會斷然否定《漢書·藝文志》的學術史價值, 即便將其定位于純粹的目錄學著作, 但目錄學價值與學術史價值往往存在相通之處。汪辟疆[18]183、蔣禮鴻[19]15都十分推崇目錄學文獻的學術史價值, 余嘉錫更是將學術史價值視為目錄學文獻本身的重要內涵與功用, 稱“目錄者學術之史也”[20]27。如此說來, 從目錄學的角度而言, 目錄學著作與學術史價值并非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漢書·藝文志》屬于綜合性論著, 兼涉目錄學、學術史等各個方面, 既不等同也不局限于現代目錄學或學術史等學科。

              平心而論, 從先秦時期諸子, 到“百家”之稱的出現, 再到漢代“六家”“九流十家”的發展過程, 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學術史”自身發展的歷史過程。漢代學者的分類框架, 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先秦學者的分類方法, 可視為“學術史”發展成熟的表現, 或為漢代學者對于先秦學者的“超越”。而從現存先秦典籍重新厘定先秦諸子思想流派演變情況, 對其“科學性”“準確性”的整體評價、考量是一個層次的問題;認為“六家”或“九流十家”已經成為“歷史事實”, 并已掩蓋甚至取代了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基本事實, 這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較好的“一種”, 但不是“唯一”的框架。后世學者述及先秦諸子思想流派, 選取漢代的研究框架, 是一個歷史“選擇”問題。不能因此而反推出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就是“唯一的”“準確的”, 或者徑言后世學者直接將漢代學者的分類體系等同于先秦諸子思想。

              二、史料層面:存在高估出土文獻的取向

              20世紀大量出土文獻問世, 結合新出土文獻, 李振宏指出:“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先秦學術體系’, 先秦諸子的學派劃分, 形成于漢代;漢人根據他們的時代需要, 對先秦諸子學進行新的闡釋或改造, 而這種改造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先秦學術的真實面貌, 已經不利于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掘先秦學術的思想價值。”[21]1學術界重新檢視先秦學術思想的演變, “六家”與“九流”觀念“理所當然”首當其沖。但是, 出土文獻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能否據此“顛覆”漢代學者的研究框架, 應當具體分析、辯證看待。

              第一, 古書形成、流傳問題,F存先秦古籍, “一方面它有一個大致確定的成書年代, 另一方面又經過了后人的改動和增刪”[22]25。而這兩個過程往往存在交叉, 具體到先秦諸子, 他們也對前代文獻進行了整理, 而到漢代學者整理先秦文獻時, 文獻本身的歷時性差異進一步被整齊劃一。但是, 這種整理是依托當時的知識水平, 經過嚴謹的學術處理, 而非隨意性處置。余嘉錫曾高度評價劉向的工作:“使后人得見周、秦諸子學說之全者, 向之力也。”[23]104當然, “準確考量漢代人的古籍整理工作, 也是正確看待古書的一種必要態度”[24]143。先秦典籍歷代相傳, 其核心主旨基本確定, 即便是新出土先秦文獻, 可與傳世文獻比對的部分, 細節差別可能很大, 而基本內核一致。這也在一個層面上反映出, 漢代對先秦典籍的整理基本上還是尊重了歷史事實。漢代學者在整理過程中, 側重于“形式”, 對于“內容”則大部分保留。古書形成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目前所見出土文獻也經歷過后人整理, 或者是定本形成過程中的過渡性版本, 與傳世文獻存在的問題性質相同,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且我們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 證明出土文獻比傳世文獻更接近于“祖本”, 或者更接近于先秦諸子本人的真實主張。所以, 依托出土文獻可以讓我們看到先秦思想的多樣性, 看到漢代學者分類框架的疏漏之處, 但是并不足以在“事實”層面整體否定或者取代漢代學者的貢獻。

              第二, 出土文獻的文本權威性問題。“出土文獻最大的特點, 就在于它是長期掩埋于地下而未經流傳的文獻材料, 真實地保留著當時的面貌, 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 (authenticity) ”[25]3。此“真實性”應當如何理解?其“真實”的程度應當如何判定?出土文獻的“真實性”恐怕主要體現在入土后沒有再被改造過, 但這并不能反向保證其文本具有必然權威性。歷史事實的豐富性, 歷史記載的片面性, 傳世文獻的碎片化, 這些問題既存在于傳世文獻中, 更存在于出土文獻中。我們不能在價值傾向上預設, 認為后世學者對先秦文獻的改造側重于“造假”, 出土文獻的著錄者偏重于“存真”。所以, 在文本的權威性方面, 我們沒有充足的證據佐證出土文獻高于傳世文獻, 很有可能兩者都是“盲人摸象”, 因此, 應當避免簡單地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放在真偽對立的二元框架內比較, “與傳世文獻一樣, 出土文獻的真實程度和史料價值也需要認真鑒別”[26]1, 只不過“出土文獻只有放在傳世文獻的長河中, 才能確定其位置、意義和價值”[27]46。“相對出土文獻而言, 傳世文獻還是一個根本性的東西, 出土文獻必須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研究”[28]12。因此, 較為公允的態度應當是對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采取一貫的看待標準, 都要進行基本的文本考辨。

              第三, 出土文獻的學派判定問題。對于新出土先秦文獻的“學派”歸屬問題, 李銳指出“學者們充分利用傳世文獻, 大概將簡帛古書在現有條件下所可能屬于的諸種學派都羅列出來了”[29]101。同樣的材料被歸入不同的學派, 反向說明不同學者對于學派劃分標準, 以及具體到某一學派的界定標準存在巨大分歧。但是, 學術界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分類框架, 或在某種程度上將其作為潛在的前提預設, 而造成標準混亂、結論多樣的結果。因此, 李銳主張重新設定劃分學派的標準:“我們據之認為對于先秦秦漢時期的學派, 判定標準是學派師承淵源和師說。只有存在師承淵源并且稱述師說者, 才是某一學派的人。”[29]103緣此, 他認為“對于出土的簡帛古書, ‘六家’、‘九流十家’等名稱都過大, 不貼切, 甚至不符合實際”[29]103。但是, 依據如此狹隘的判斷標準, 不要說出土簡帛文獻, 就是傳世文獻中的“六家”, 也將因為師承關系缺乏明確“記載”而難以劃分派別, 先秦諸子絕大多數都難以依托此“學派”定義加以歸類, “例外”的比重過大, 反向說明這一狹隘的學派定義適用范圍有限。李銳主張恢復先秦時期“百家”的分類方式, 但是先秦時期所言“百家”并非一個固定的分類框架, 如果“一人一家, 一書一家, 等于沒家”[30]29。其實“六家”“九流十家”與“諸子百家”框架本可并行不悖, 在東漢以降的歷史中并行無礙, 并且“百家”的概念一直在發展, 亦適用于后世部分學者的論著, 還衍生出了“百氏”的概念。因此, 沒有必要先預設“六家”與“九流十家”的“唯一性”與“權威性”, 再以此作為標的加以否定。而目前對出土文獻的學派劃分存在諸多問題, 特別是當出土文獻的學派屬性溢出漢代學者劃定的范圍時, 我們沒有足夠的證據否定漢代學者的研究結論, 只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漢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對先秦思想有所取舍或存在疏漏。但是, 試想如果沒有“六家”“九流十家”的框架, 新出土文獻恐怕只能是一堆沒有統類、無法判定學派的零散文獻。因此, 對出土文獻學派歸屬的判定, 依然強烈依賴漢代學者的分類框架, 探討出土文獻的學派歸屬問題, 亟需在“標準”層面上達成基本共識, 而非亟亟于剔除漢代學者的分類體系。同時, 出土文獻對于傳世諸子文獻學派歸屬問題的影響并不確定, 諸如《管子》一書, 據張守節《史記正義》所載“《七略》云《管子》十八篇, 在法家”[31]2136, 《漢書·藝文志》則將《管子》歸入道家[32]1729, 到劉劭時則對法家定義進行了調整, 又將《管子》歸入法家[33]48, 《隋書·經籍志》沿用歸入法家[34]1003, 后世學者多將《管子》歸入法家, 近代以來《管子》的學派歸屬問題出現了“雜家”“齊法家”“稷下黃老道家”“經世致用之學”等多種說法[35]61。新出土文獻并沒有解決這一問題。因此, 先秦諸子學派歸屬問題, 材料是基礎, 分派標準更加重要, 如果在學派劃分標準方面缺乏基本的共識, 那么只能是依據同樣的材料得出不同的結論, 人各一言各持己見罷了。而這些結論與漢代學者的分類相比, 其準確性、可靠性則難以相提并論。

              三、方法層面:多樣化趨勢中質疑大于肯定

              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進行了分類, 但是沒有對“分類標準”做出明確的界定。近世以來伴隨著西方學術范式的導入, 對于先秦諸子的研究方法呈現多樣化趨勢, 漢代學者的分類方法也遭到質疑。

              第一, 劃分學派的研究方法。平心而論, “研究諸子的思想, 分派的確不是唯一的思路”[13]102, 但卻比較實用。具體到漢代學者的分類體系, 雖然沒有明指分類標準, 但還是有跡可循, 司馬談稱:“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 此務為治者也, 直所從言之異路, 有省不省耳。”[31]3288-3289這說明司馬談是從“治”的角度來理解“家”的核心內涵, 而非現代意義的“學派”!痘茨献·泛論訓》也認為“百家殊業, 而皆務于治”[36]723。因此, 司馬談的這種取向代表了漢初較為主流的看法。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對先秦諸子的分類, 并非簡單的“學派”劃分, 但卻蘊含著劃分派別的傾向。司馬談的分析并無太大問題, 問題出在現代學者的討論似乎存在一個潛在的預設, 即“六家”或“九流十家”之“家”字的含義, 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學派”。換言之, 是現代學者自身預設了“學派”的觀念, 并以此為標準來剪裁漢代學者“六家”“九流十家”的觀念。而李銳的分析正是沿著此理路繼續推進, 他將漢代學者的分類問題, 轉換成為“劃分學派”問題, 進而提出新的學派劃分的標準[37]143。依據此標準, 認定“從東西方可以通約的視角來看, 使用學術師承、學術淵源也就是‘百家’的方式來描述先秦秦漢的學術思想更合適”[37]144。但是, 戰國晚期的學術史資料, 也涉及學術宗旨的歸納, 甚至主要是在概述各家宗旨, “好像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先秦時期重視學術師承更甚于學說本身”[13]105, 并且在秦漢以降, “百家”“百氏”的觀念一直與“六家”“九流十家”等并行, 不需要特別強調加以“恢復”的概念。而如上所論, “家”字的含義多樣, 并不能直接轉換為“學派”, 分“家”亦不能直接等同于劃分“學派”。所以, 現代學者通過劃分學派的方式研究先秦諸子, 在方法論層面沒有問題, 但要依托現代的學派概念顛覆漢代學者的分類框架, 則既無必要, 也不可行。

              第二, 發生學方法。劉緒義、楊義都主張從發生學的角度研究先秦諸子, 但是楊義對發生學方法的認識與劉緒義不同[38]5-6, 并且兩人對待漢代學者研究成果的態度也不同。劉緒義認為“長期以來, 學術界人為地把先秦諸子的研究肢解為某家某派的思想主張的闡釋, 這樣, 也造成了許多觀念上的混亂與糾葛”[39]11, “先秦根本無家派。家派分類是后人出于治世的需要。然在探究先秦諸子發生時顯然不能沿襲這樣一種思路”[39]26。將發生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引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 在方法論層面屬于一大創新, 但是,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 漢人分家派研究先秦諸子, 與劉緒義倡導的發生學方法具有“平等”的地位。而林存光則明確指出:“作者亟亟于辨析諸子之學與后世的學派劃分之間的不同, 并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 似乎視后者為首先必須加以清理的堵塞我們研究先秦諸子的思想通道的、毫無學術認識價值的‘無用雜物’, 在筆者看來, 這種觀點和看法乃是出于作者的學術偏見。”[40]62換言之, 利用新方法研究先秦諸子, 沒有必要先行否定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的分類框架。當然, 不可否認發生學方法的引入, 豐富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 但其導入并沒有改變研究對象本身, 只是改變了我們看待研究對象的視角。今天研究先秦諸子依然以傳世文獻為中心, 雖然“歷史的存在和歷史的記載是兩回事, 價值觀、時代焦慮、思潮演進, 都會對記載的選擇發生影響”[38]15, 但如何才能透過文獻記載的偏差, 直接切入到研究對象本身?僅僅依靠“方法”恐怕難以完全解決這一問題, 最終的落腳點還應回到文獻本身。所以,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看, “發生學”無疑具有“歷史的合理性”, 但是落實到具體操作層面, 此“歷史的合理性”只能歸約為“文獻的合理性”。今天所見先秦文獻的“量”, 遠遠無法與漢初相比, 如果脫離了漢人的研究框架, 則只能形成“今人”的詮釋框架。這種新的詮釋框架, 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的本然狀態則難以確證。

              四、結語

              “六家”與“九流十家”的概念體系縱然存在諸多不足, 但依然是今人研究先秦諸子思想不可逾越的參照系。而先秦諸子的“真實”情況, 我們現在并不清楚, 從常識及相關文獻記載推斷, 漢代學者應當更為清楚一些。年代久遠而時空懸隔, “六家”“九流十家”的概括, 與今天所見先秦諸子的情況并不完全一致, 我們可以懷疑之處很多, 但是目下尚沒有足夠的“證據”, 在是非的層面上去“證明”漢代學者“虛構”或者“臆造”了先秦諸子學術譜系。他們的結論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研究成果, 今人的諸多質疑, 只能說提出了多種“可能”的不同路向, 但要想將這些“可能性”加以“證實”, 則依然要面對陳陳相因生成的諸多“不確定性”。漢代學者對先秦諸子思想的分殊, 屬于綜合性分類, 并不局限于今天所說的“學派”“目錄學”等框架。司馬遷、劉向、劉歆、班固等學者, 都是飽學之士, 其知識體系皆是綜合性的, 他們對先秦諸子的分類, 應當是其知識背景、時代背景、個人偏好的集中體現。因此, 對其分類框架的解讀亦應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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