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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時間:2019-07-03 11:36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莊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文章,本文將《莊子》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六大特色, 借以說明《莊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揭示《莊子》對于我們學習和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現實借鑒意義。

              摘    要: 《莊子》思想深邃獨特, 哲理博大精深。本文將《莊子》所反映的文化特色, 概括為道文化、圓文化、和文化、柔文化、愚文化和濟世文化六個方面!肚f子》發展了中華傳統文化, 并將其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肚f子》文化對于深入學習和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開創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 強化社會主義的道德建設, 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等, 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傳統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 新時代; 新思想;

              Abstract: The thoughts presented in Zhuangzi are profound and unique with insightful philosophy.In this paper,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Zhuangzi are summarized into six aspects: Tao culture, Yuan culture, He culture, Rou culture, Yu culture and Jishi culture. Zhuangzi has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ushed it to a newheight. The culture in Zhuangzi is of great realistic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in intensively studying and fully understanding Xi Jinping's thoughts lik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era”,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ioneering the diplomatic initiatives of peac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reinforc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fortifying the ideal and conviction of communism”, etc.

              Keyword: traditional cultur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new era; new thought;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 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 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1]8本文將《莊子》所反映的中國傳統文化概括為六大特色, 借以說明《莊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揭示《莊子》對于我們學習和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現實借鑒意義。

              第一, 中國傳統文化是“道”文化。

              依莊子的說法, “道”, 是為了回答“萬物之所生惡起” (《則陽》) , 回答不同, 從而形成了不同的哲學流派。

              大體說來有三派, “古之人, 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 盡矣,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 將以生為喪也, 以死為反也, 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 既而有生, 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 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 (《庚桑楚》) 。“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這是第一派的觀點, 以為宇宙開始之時沒有“物”, 沒有天沒有地, 沒有日月星辰, 只有“無”, “物”由“無”而生, 這一派是老子的觀點, 《老子》云:“天下萬物生于有, 有生于無。” (第四十章) “其次以為有物矣”, 這是第二派的觀點, 以為宇宙開始之時就有了天地陰陽日月星辰之物, 從而誕生了生命, 生是“物”之喪失, 死是“物”之返歸。儒家是這一派的觀點。這兩種觀點在齊國稷下曾經發生過一場辯論, 焦點在于“無”, 這是《則陽》所說的“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季真以“無”為“虛”, “虛無”不能生“實有”, 故“有生有”, 接子以“無”為實, 故“無生有”。莊子則以為上述兩種說法都“偏于一曲”, 于是提出第三種觀點:“其次曰始無有”, 物始于“無有”, “無不能生有, 無生無有, 無有生有” (《庚桑楚》) 。

              我國先秦時代的哲學家, 圍繞“無”和“有”的問題, 展開了一場大辯論, 這場辯論有什么意義呢?

              (一) 顯示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恩格斯說:全部哲學的最高問題, 是“思維對存在, 精神對自然界的關系問題”[2]14。但中國的哲學與西方不同, 中國哲學的最高問題是“道”, 中國哲學走的是與西方哲學不同的道路。所以, 我們的哲學家用唯物唯心的觀點來套用中國古代的哲學, 就好比進入了迷陣, 怎么也走不出來。
             

            《莊子》在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作用和地位
             

              (二) 顯示了中國文化的前瞻性。“世界是神創造的呢, 還是從來就有的?”[2]15這個西歐在中世紀爭論不休的問題, 我們的哲學家早在公元前三世紀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解決, 天地不是從來就有的, 也不是神創造的。在天地出現之前, 有一個沒有天地的時期, 天地萬物即“有”, 是由“無”化為“無有”, 再由“無有”化生出來的。

              (三) 顯示了中國文化的批判性。哲學大辯論從來都不是純粹的理論爭辯, 恩格斯說:哲學革命是“政治變革的前導”[2]5。我國先秦時期這場哲學大辯論, 史稱百家爭鳴, 實際上也是一場政治變革的前奏。堅持“萬物生于有”的觀點, 皆以天地永恒, “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 (《易·系辭》) 。因此, 尊卑貴賤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是天道使然, 黃族對炎族的統治是永恒不變的天道。堅特“無生無有, 無有生有”的觀點, 則以天地也是有生有滅的, 尊卑貴賤是不停地變化的, 黃族對炎族的統治是可以改變的。這場辯論的勝利者是老莊, 幾千年的炎黃對立終于消失, 漢民族、漢文化, 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大漢王朝得以出現。這是我國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社會變革。

              然而漢以后, 中國的哲學不是在莊子哲學的基礎上繼續前進, 董仲舒的“天不變, 道亦不變”的哲學理念, “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方針, 成了鐵定的律條。從此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 再也沒有過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革命和社會變革, 歷代的農民起義也只不過是地主階級“改朝換代的工具”[3]625。但是, 人類的歷史是不會停滯不前的, 你不變, 人家變。中世紀之時, 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沖破了地球中心說, 人們終于從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此, 歐洲人迎來了思想大解放, 出現了科學技術的大發展, 隨之而來出現了社會大變革, 才兩三百年的時間, 就大大地把我們甩到了后頭。直至近代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誕生, 中國才又開始了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哲學革命和社會變革, 這場哲學革命和社會變革現在正在繼續, 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出現的歷史大背景。

              第二, 中國傳統文化是“圓”文化, 或者“環”文化, 《莊子》有時說“圓”, 大多時候說“環”。

              這個世界是如何運動變化的呢?莊子告訴我們, 它不是單向的“線”, 而是循環往復的“環”。“萬物皆出于機, 入于機” (《至樂》) , 天地萬物由“道”化生, 最終又回歸“道”, 即“無”生“無有”, “無有”生“有 (天地萬物) ”;反過來, “有”又化而為“無有”, “無有”化而為“無”, 這是“無”與“有”的循環。“萬物皆種也, 以不同形相禪, 始卒若環, 莫得其倫, 是謂天均” (《寓言》) , 這是萬物化生化死之循環。“若枉若直, 相而天極, 觀而四方, 與時消息。若是若非, 執而圓機。獨成而意, 與道徘徊” (《盜跖》) , 這是是非曲直尊卑貴賤的循環。我們的這個世界, 就是由這些無窮無盡的大大小小的“環”構成的。

              古代哲學家們對這個“環”,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一) “連環”可解, 還是不可解?《則陽》曰:“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與物無終無始, 無幾無時。”依照莊子的觀點, 萬物之變化, 生死福禍、是非得失、尊卑貴賤之變化, 好比一個環接著一個環, 環環相連, 反來復去, 無窮無盡, 無終無始, 無幾無時, 所以, 連環不可解。但惠施說:“連環可解也。” (《天下》) “連環”可以分解成為一個一個的環, 此物之生與死, 彼物之生與死, 是一個一個互不關聯的環, 皆由始而歸于終。莊子以“道”觀生死, 立足于無窮生命的整個鏈條;惠子以“物”觀生死, 立足于鏈條之中個體生命之環。對“環”可解不可解的分歧, 引出對人之生死的不同態度。“公以其死, 陰也, 有自也, 而生, 陽也, 無自也” (《寓言》) , 公, 儒家、名家之類的俗人, 以為“生”與“死”有“陽”與“陰”之分, 有“無自”與“有自”之別。死, 陰也, 由生轉化而來, 故曰“有自”;生, 陽也, 卻不知從何轉化而來, 故曰“無自”, 這便是說, 生可以轉化為死, 但死不能轉化為生, 人死不能復生。所以, 眾人皆“悅生厭死”, “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生物哀之, 人類悲之” (《知北游》) 。莊子則以為氣聚則生, 氣散則死。我們生命的本原是氣, 來到人世, “神奇復化為朽腐”, 氣化為生命;離開人世, “朽腐復化為神奇”, 又復歸于氣 (《知北游》) 。所以, 生, 好比一次外出的旅游;死, 好比流浪在外的孩童返歸家園。“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齊物論》) 所以莊子“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 (《大宗師》) , “生, 時也, 死, 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而不能入也” (《養生主》) 。莊子“安時處順”的生死觀與儒家“樂生痛死”的生死觀針鋒相對。

              (二) 孰化, 孰不化?“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齊物論》) 。彼是, 互相對立的事物, 好比門戶轉動的環, 向相反的方面循環變化;道好比戶樞, 居于環之中, 以不變因應由“彼”而“是”, 由“是”而“彼”之無窮的變化。“道無終始, 物有死生” (《秋水》) , 變者, 物也;不變者, 道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 (《大宗師》) , “殺生者”, 道;生生者, 亦道。道不生不死。

              環轉, 而道居中不轉, 也就是說, 物化而道不化, 這是莊子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 由此引出兩種不同的生活理念:“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知北游》) 。“古之人”, 古代至德之世的人, 無論外部環境怎么變化, 純樸的天然本性不會變化, “死生亦大矣, 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 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德充符》) 。“守其宗”, 就是守住“道”, 守住人的天然本真。“死生無變于己, 而況利害之端乎” (《齊物論》) , “死生亦大矣, 而無變乎己, 況爵祿乎!” (《田子方》) 連死生都不在乎, 何況名利得失呢?但是, 當今世俗之人, 生存的外部環境與“古之人”相比, 沒有變化, 春夏秋冬, 四時更迭, 照例周而復始, 人們卻“內化”了, 天然本性蛻變了。今世之人, “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 悲夫!” (《徐無鬼》) 勞形傷性, 潛心于功名利祿之中, 至死不渝, 真是非?杀!

              莊子“外化”而“內不化”的思想, 對于我們加強自身修養, 保持政治定力, 極有啟發,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無論世界風云發生怎樣的變化, 無論國內外各種奇談怪論如何花樣百出, 紛至沓來, 我們堅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 堅定共產主義信仰不動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在這樣的復雜環境中, 保持理論上的清醒, 增強政治上的定力是很要緊的”[4]327。又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 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 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1]208一旦失去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 就會“內化”, 就會蛻化變質。我們要認真吸取蘇聯和東歐共產黨人的教訓, 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不能變, 共產黨人的本色不能變。

              (三) 平面轉, 還是向下轉?“環”怎么轉?只有三種可能。一是在固定的平面轉來轉去, 既不前進, 也不后退。這就是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天不變, 道亦不變”。二是螺旋式的向下轉, 這就是莊子的“德又下衰” (《繕性》) 的理論, 文明越向前進化, 道德就越向后退化。怎么解決?莊子以為只有后退到“至德之世”。但是, 人類不愿意后退, 也不會后退, 因此, 莊子的辦法, 就不可能為人們所接受。三是螺旋式的向上轉, 這就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馬克思認為, 歷史是螺旋形地向上發展的。中國的歷史已經證明, 用董仲舒的辦法, 停滯不前, 落后挨打, 用莊子的辦法, 后退沒有出路。所以, 我們只有一條路,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原理, 不斷地向前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5]21。我們要堅定地朝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 朝著共產主義社會的方向發展, 只有這樣, 我們面臨的一切問題, 人類面臨的一切問題, 才能獲得根本解決, 而莊子所憧憬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人人平等的“至德之世”才能真正實現。

              第三, 中國傳統文化是“和”文化。

              “和”, 是貫串《莊子》全書的主題, “與人和者,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 謂之天樂” (《天道》) , 《齊物論》之“齊”, 就是“和”的意思, 要在千差萬別的事物中尋找它們的共同點。“自其異者而觀之, 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也, 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游心乎德之和。” (《德充符》) 如果從“差異” (即儒家“別愛”) 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世界, 那么, 即使如同“肝膽”這樣最親近的事物, 也會變得像吳地和楚地一樣相差遙遠。如果從“同一” (即墨家“兼愛”) 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世界, 那么, 世界上千差萬別的事物也就完全一致而沒有差別。莊子說, 我既不像儒家那樣, 人與人之間尊卑貴賤, 壁壘森嚴, 也不像墨家那樣, 完全否認差別, 搞絕對平均主義, 我主張“和”, “游心乎德之和”。

              孔子也講“和”, 但與莊子不同?鬃诱f:“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子路》) 君子 (貴族) 對小人 (奴隸) 說:你安安心心地做我的奴婢吧, 我天經地義做你的主子, 我們可以和和氣氣相處, 但是尊卑貴賤的地位不能相同。所以, 有子說:“禮之用, 和為貴。” (《學而》) “禮”是講尊卑貴賤的, 比起用專政的方法來維護, 不如用“和”的方法好, 但是, “和”, 也不能為和而和, 必須合乎“禮”的制約。“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 (《學而》) , “和”是用來維系“禮”的手段, 離開了“禮”來講“和”, 孔子則以為沒有什么意義。而“小人”則不是這樣, 奴隸小人追求的目標, 首先就是地位的平等, 離開了這一點, “和”也就沒有了意義。而莊子既不同于“君子”, 也不同于“小人”, 莊子主張“和同”, 既“和”又“同”。這個意思在《德充符》說得很明白, 申徒嘉與子產爭辯的也正是這個問題, 子產, 儒家的代表, 講“和而不同”;申徒嘉, 莊子的代表, 講“和而同”, 所以, 申徒嘉批評子產說:“今子與我游于形骸之內, 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我和你游于心靈上的和諧平等, 但是你卻在形體上計較我們之間的形殘形全, 地位上計較我們之間的尊卑貴賤, 不能和我平等相處, 這不是你的過錯嗎?

              莊子為什么提出“和同”?

              (一) 莊子的哲學思想“無有”, 是“無”與“有”的渾沌。莊子認為宇宙就是對立物和合共生的渾沌, 一個具體的生命也是渾沌。莊子的哲學思想, 也可以說是“渾沌氏之術” (《應帝王》《天地》) 。

              (二) 解決炎黃民族之間的矛盾只有“和同”。炎族和黃族之間的矛盾, 是在中華大地上延續五千余年的民族矛盾。中國先秦社會不同于西方, 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受制于而且從屬于炎黃之間的民族矛盾。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習近平總書記一再強調, 要研究我們中華民族獨特的文化, 獨特的發展歷程。這個觀點, 對于我們研究先秦歷史, 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肚f子》一書就是為了解決炎黃民族之間的矛盾而作的, 《莊子》是炎黃民族大融和的千古絕唱。

              怎么樣實現炎黃民族的大融和呢?莊子提出的辦法有二:“養中”“約分”。所謂“養中” (《人間世》) , 就是“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 緣督以為經” (《養生主》) , 在“善”與“惡”, 也就是炎黃這樣對立的民族之間, 找到那根居中的“督”脈, 找到對立雙方共同利益的交匯點, 然后“柴立其中央” (《達生》) , “處乎材 (炎族) 與不材 (黃族) 之間” (《山木》) 。所謂“約分”, 就是將雙方的對立面縮小。“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 (《秋水》) , 得道圣人沒有任何私心雜念, 能把對立的方面縮小到極至。“約分”與“養中”, 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對立的方面縮小, 共同的方面自然就會彰顯出來,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 就是找出對立雙方最大的公約數, 劃出對立雙方最大的同心圓。

              漢高祖劉邦找出了炎黃民族最大的公約數, 劃出了炎黃民族最大的同心圓, 這就是他創立的漢民族和漢文化, 實現了炎黃民族的大融和, 最終創建了中央集權的大漢王朝。兩千年多年的歷史證明, 他創建的中央集權的國體, 對于維護我們民族的團結, 鞏固我們國家的統一, 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數千年來, 中華民族走著一條不同于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明發展道路。我國今天的國家治理體系, 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1]72, 了解了中國古代的這段歷史, 有助于我們深入領會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論斷。

              但是, 沿用莊子的理念建立的大漢王朝為什么又拋棄了莊子, 而“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這是因為《莊子》是用于解決炎黃之間的民族矛盾, 這個矛盾消除了, 《莊子》的歷史任務也就完成了。更主要的, 莊子理想的社會, 是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至德之世”, 而劉邦則是地主階級的代表, 他創建的大漢王朝是一個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的政權, 與莊子的思想背道而馳, 所以, 把代表黃族, 也就是奴隸主階級利益的儒家思想移植過來, 作為地主階級統治農民的思想工具, 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漢代以后, 中國真正地進入了階級斗爭的時代, 階級社會的矛盾, 只能用階級斗爭的方法來解決。所謂階級斗爭, 歸根結底就是一種所有制替代另一種所有制, 無產階級的革命不同于歷史上的任何一場革命, 它不是以一種私有制替代另一種私有制, 而是要用公有制替代任何形式的私有制。毛主席領導的革命, 說到底就是做了一件事, 即所有制的變革, 將私人所有制變為國家和集體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從根本上消滅了產生階級的基礎。

              “時代是思想之母, 實踐是理論之源”[5]26, 新時代呼喚新思想,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博大精深。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堅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這既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 又是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大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特”在哪里?習近平總書記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上, 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系上, 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6]25從經濟體制的角度, 就是構建一個既能夠充分釋放社會活力又能夠兼顧公平正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這里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6]148;二是將公有制經濟下的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切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6]149。一句話, 就是借鑒資本主義科學合理的部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樣,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樣原本對立的兩種制度, 就不再水火不相容, 而可以“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 也不再是冰炭不同器, 而可以公平競爭, 和合共存。

              這個思想, 與莊子“序”的理念高度吻合。莊子的社會理想是“至德之世”, 怎樣實現呢?莊子原來的想法是, “在宥天下, 不聞治天下”, 即用“無為”之術管理天下, 反對孔子以“仁義”治天下。但是后來, 莊子的思想發生了變化, 他提出了“序”的理念,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貴賤履位, 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 必由其名。以此事上, 以此畜下, 以此治物, 以此修身, 知謀不用, 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 治之至也” (《天道》) 。這個“序”, 就是吸取了儒家及諸子的學說。莊子提出這個“序”, 強調兩點: (一) “先明天”, 從“在宥天下”, 即“至德之世”的理想出發, 經由儒家和諸子的“治天下”, 而后達到“大平, 治之至也”, 也就是“至德之世”。儒家和諸子“治天下”之術, 只是一種手段, 一種過渡, “仁義, 先王之蘧廬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 (《天運》) , 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的“不忘初心”。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我們現在容許和鼓勵私有制經濟發展, 但必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 最終目標不是后退到私有制, 而是要消滅私有制。 (二) “人在方內, 心游方外”, 即人置身在“仁義禮智”的現實世界里, 但是心游于“至德之世”, 這是莊子在《大宗師》提出的思想, 對我們很有啟發。我們現在處在“市場經濟”的現實環境里, 但思想不能被市場所左右。市場的基本原則是“交易”, 政府工作人員的責任是促成市場交易的公平正義, 但自身不能參與“交易”, 一旦參與“交易”, 權財交易, 權色交易, 權權交易, 種種腐敗現象就會發生。所以,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 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說到底, 就是限制權力, 不讓其參與交易。

              航空交通技術的高度發達, 因特網的出現, 使世界各國人民的聯系越來緊密, 那個國與國之間“老死不相往來”, 彼此孤立的世界已不復存在。習近平總書記說:“這個世界, 各國相互聯系, 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 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 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1]198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和同”理念, 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它既是古老東方智慧的今世展現, 也是中國人民對近代以來所遭受的深重民族災難的當代覺醒”[1]201, “展現了五千年中華文明在全球化歷史節點上的浴火重生”[1]206, 是為世界人民找出的最大的公約數, 劃出的最大的同心圓。

              如果說, 以前我們向西方文化學習, 補上了西方“斗爭”文化這一課, 完成了新民主義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 那么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外交理念, 則是向西方人補上我們中華民族“和同”文化這一課, 這是引領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是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大發展。

              第四, 中國傳統文化是“柔”文化。

              “人之生也柔弱, 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第七十六章) 在老子看來, “柔”有活力有生機, “剛”則僵化死亡。老子還以水為喻, 說明“柔弱勝剛強”的道理,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以其無以易之” (第七十八章) 。但孔子卻贊美剛強, 瞧不起柔弱, “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友直, 友諒, 友多聞, 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 友便佞, 損矣” (《季氏》) , “剛毅木訥, 近仁” (《子路》) 。這是因為, 柔弱勝剛強, 是弱者對強者的制勝之道, 老子代表炎族, 是弱者;孔子代表黃族, 是強者。立場不同, 策略迥異。

              莊子承襲老子的“柔”, 以“柔”為“道”的特性:“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 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齊物論》) , 所謂“葆光”, 就是“為”而不露痕跡, “不知其所由來”, 把自己的光芒隱藏起來, 也就是韜光養晦的意思。在《說劍》篇里, 莊子論中國劍術的要訣是:“夫為劍者, 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 后之以發, 先之以至。”這“后發制人”之術, 就是以柔克剛之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在《秋水》篇, 莊子以風為喻, 提出弱者的制勝之道, “風曰:‘然, 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 鰌 (踩踏) 我亦勝我。雖然, 夫折大木, 蜚 (飛) 大屋者, 唯我能也。’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 唯圣人能之”。風, 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弱者, 處于失敗的地位, “指我則勝我, 鰌我亦勝我”, 但風最終“折大木, 蜚大屋”, 摧枯拉朽, 所向披靡, 以眾小不勝為大勝。

              我們經常聽到的經典名言是:“積小勝為大勝”。但是, 莊子卻提出另一條制勝之道:“以眾小不勝為大勝”。最有說服力的事例, 莫過于劉項之爭。項羽“身七十余戰, 所當者破, 所擊者服, 未嘗敗北”, 但最后自刎烏江, 項王之眾小勝反而積為大不勝。反觀劉邦, 雖然屢戰屢敗, 卻在失敗中一步步變被動為主動, 逐步完成了對項羽的戰略大包圍, 終于在垓下一舉全殲強敵, 霸有天下。怎樣才能“以眾小不勝為大勝”呢?莊子曰:“為大勝者, 唯圣人能之。”這句話非常重要, “眾小不勝”轉化為“大勝”的關鍵, 要求人們著眼于大局, 著眼于長遠, 不計較一時一地, 一兵一卒的得失。對于這個問題,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有過極其精辟形象的論述, 他說:為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 就不要怕打爛壇壇罐罐, “不愿意喪失一部分土地, 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 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 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做代價”。所以, “以眾小不勝為大勝”者, 非大戰略家不可以為之。

              積小勝為大勝, 以眾小不勝為大勝, 這兩手策略是前人為我們總結出來的弱者與強者周旋的制勝之道。我們現在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 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絕非輕而易舉, 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須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深入研究實際問題, 切實解決具體難題, 一步一個腳印, 方可積小勝為大勝。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時所說:“我們要堅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出發, 以積水成淵、積土成山的精神, 不斷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1]164同時, 我們還要特別注重“以眾小不勝為大勝”, 不懼怕一時一事的失利和挫折, 為了爭取戰略上的主動, 有時甚至必須有必不可少的失利和挫折, 既要理直氣壯地維護我們的主權和尊嚴, 但又切不可逞匹夫之勇, 圖一時之快,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繼續堅持韜光養晦的策略。

              當然, 我們不能只有“柔”, 我們肯定老莊的“柔”, 也不能否定孔子的“剛”, 《周易·鼎·象》:“玉鉉在上, 剛柔節也。”文武并用, 剛柔相濟, 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制勝之寶。不過, “剛”用起來比較簡單, “柔”用起來比較復雜, 更需要啟動我們的智慧, 所以老子說:“弱之勝強, 柔之勝剛,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第七十八章)

              第五, 中國傳統文化是“愚”文化。

              老子以自己為“愚”,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 我獨昏昏。俗人察察, 我獨悶悶” (第二十章) , 因此, 他主張使民“愚”, “古之善為道者, 非以明民, 將以愚之。” (第六十五章) 莊子稱圣人為“愚”, “眾人役役, 置其滑涽;圣人愚芚, 以隸相尊” (《齊物論》) 。

              老莊的“愚”, 不是“愚昧”“愚蠢”。上引《老子》第二十章, “愚”, 指“沌沌”“昏昏”“悶悶”, 也就是糊涂, 對于是是非非, 尊卑貴賤, 名利得失, 不如眾人那樣“昭昭”“察察”, 分辯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第六十章, “愚”與“明”相對, “明”也就是“智”, 即“昭昭”“察察”的意思。在《老子》一書中, “愚”的同義詞是“樸”, “我無欲而民自樸” (第五十七章) 。莊子的“愚”和老子同, 也指“樸”。“南越有邑焉, 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 少私而寡欲” (《山木》) , 無私無欲, 愚鈍素樸, 是莊子理想的人格。

              老子、莊子為什么提倡“愚樸”?這是因為“道”的本性就是“樸”。“道常無名樸” (第三十二章) , “道”有很多名字, 諸如常、無, 不同的名字表示不同的特性, 又“名‘樸’”, 還有一個名字“樸”, “樸”是“道”的本質特性。莊子也是這么說的, “靜而圣, 動而王, 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天道》) 。莊子認為樸素是人類初生時代具有的本性, 是人類最高尚的美德, 只要看一看初生的嬰兒就知道, “兒子……行不知所之, 居不知所為” (《庚桑楚》) , 嬰兒不論行動還是靜處, 純是自然無心而為, 沒有任何的私心雜念。

              與老莊尚愚不同, 孔子尚智?鬃诱f:“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論語·陽貨》) “智”指什么?“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子曰:‘先難而后獲, 可謂仁矣。’” (《雍也》) 所謂“知 (智) ”, 就是致力于使百姓趨向義, 敬奉鬼神而又遠離鬼神;所謂“仁”, 就是遇到艱苦的事情走在別人前頭, 遇到有所獲取的事情走在別人后頭。“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不達, 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樊遲退, 見子夏曰:‘向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于眾, 舉皋陶, 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 選于眾, 舉伊尹, 不仁者遠矣。” (《顏淵》) 孔子說“仁, 愛人”, 但不是愛所有的人, 而是愛“仁者”。哪是“仁者”, 哪是“不仁者”?要憑借“智”從眾人中分辯。舜選用“仁者”皋陶, “不仁者”就遠遠地避開了;商湯選用了“仁者”伊尹, “不仁者”也遠遠地躲開了。所以, 孔子又說:“里仁為美, 擇不處仁, 焉得知?”鄉里自然以仁者為美, 如果不能選擇有仁者的鄉里居住, 怎能說有“知”?

              從上述看出, 孔子總是把“智”與“仁”、“義”并提, “智”的作用是“務民之義”;是“知人”, 分辯哪是“仁者”, 哪是“不仁者”。一句話, “知者利仁” (《里仁》) , 有“智”的人知道怎樣做才有利于“仁”。如果說孔子的理論“仁”是綱, “義”“禮”是目, 那么“智”, 就是具體靈活地運用“仁”“義”“禮”的智慧。“知者樂水, 仁者樂山” (《雍也》) , 說的正是這個道理。“仁”是堅定不移的, 好比山一樣;“智”是靈活多變的, 好比水一樣。

              對孔子的“仁”“智”, 老子和莊子持否定的態度。

              老子說:“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 國之賊﹔不以智治國, 國之福。” (第六十五章) “絕圣棄智, 民利百倍;絕仁棄義, 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 (第十九章) 老子主要是從治國的角度對孔子的“仁”“智”進行了批判。莊子對孔子的批判, 比老子更其尖銳, “逮德下衰, 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 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 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 及唐、虞始為天下, 興治化之流, 淳散樸, 離道以善, 險德以行, 然后 (夏代) 去性而從于心。心與心識知, 而不足以定天下, 然后 (商代) 附之以文, 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 然后 (周代) 民始惑亂,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繕性》) 。人類自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 歷經黃帝、堯、舜及夏、商二朝, 道德不斷地墮落, 社會不斷地撕裂, 以至于周代以來, “民始惑亂,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所以, “仁義”的出現, 不是人類道德的進步, 而是人類道德的墮落。“屈折禮樂, 呴俞仁義, 以慰 (傷害) 天下之心者, 此失其常然也。” (《駢拇》) 仁義禮樂的最大后果就是使人類喪失了原有的天然愚樸的本性。“世俗之所謂知者, 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圣者, 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胠篋》) 仁義禮知, 只是諸侯盜取國家政權的遮羞布, 它是社會撕裂、貴賤對立、社會動蕩的根源。

              孔子以“仁智”為道德的最高標準, 而老莊以“愚樸”為道德的最高標準, 雙方由此展開了一場大辯論。深入分析這場辯論, 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 我們如果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觀點來分析, 老莊批判孔子, 具有正義性。誠如莊子所說:“夫堯畜畜然仁, ……后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徐無鬼》) 儒家“規規然而求之以察, 索之以辯” (《秋水》) , “是其于辯也, 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簡發而櫛, 數米而炊,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 任知則民相盜。……大亂之本, 必生于堯、舜之間, 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 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庚桑楚》) ?鬃拥“仁知”, 說到底是維護黃族對炎族或者說是奴隸主對奴隸的統治, 所以, 老莊站在炎族或者奴隸的立場對其所作的批判是正義的。然而, 我們如果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 老莊的道德觀帶有很強的空想的理想主義色彩, 因為人類早已從生民時代進入了有差別有等級的社會, 這是歷史的進步。為了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 必須有一定的道德約束, 仁義禮知的出現, 是道德的進步, 不是道德的衰落。雖然在黃族統治式微, 奴隸制行將崩潰的時候, 孔子宣揚仁義禮知, 旨在復辟西周奴隸盛世的社會體制, 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但它作為一種道德約束, 對于規范和協調人們的行為, 維護社會的穩定, 還是有其合理性, 漢王朝尊奉儒學, 也是歷史的必然。但是, 由于漢儒否定了老莊“愚樸”的人格, “仁知”的道德觀也就失去前進的動力?鬃拥牡赖掠^, 不僅從來沒有保證任何一個王朝長盛不衰, 而且最終隨著封建王朝的衰微而式微, 也就不是偶然的了。這就啟示我們, 對于道德的建設必須把理想的人格和現實的人格結合起來。沒有理想的人格, 人的道德就會墮落, 沒有現實的人格, 理想的人格就會成為空談。所以, 我們必須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嚴格遵守黨的紀律, 要求每一個公民自覺遵守國家的法令制度, 守住道德的底線, 同時又要大力倡導焦裕祿精神、雷鋒精神, 發揚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主義風格, 讓人們有理想有追求, 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 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 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1]99。因此, 對于孔子和老莊的道德思想, 我們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對于我們新時代的道德建設, 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二) 《論語·顏淵》:“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此節文字, 可以說是《論語》全書的總綱, 一部《論語》翻來復去, 無非四個字:“克己復禮”。何謂“克已”?《莊子·漁父》篇有一段解釋:“孔子伏軾而嘆, 曰:‘甚矣, 由 (仲由, 即子路) 之難化也!湛于禮義有間矣, 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由此可知, 孔子的“克己”, 旨在通過禮儀的熏陶, 欲人去除“樸鄙之心”, 而化為“有知之心”。

              而莊子則相反, 《徐無鬼》末尾有一句話:“反己而不窮, 循古而不摩。”回歸人的純樸本性, 回歸再回歸, 沒有窮盡, 因循古人治世之道, 永遠不會磨滅。這句話也可以說是《莊子》全書的總綱。一部《莊子》翻來復去, 無非四個字:“反己循古”。莊子所說的“反己”, 就是去除人的“有知之心”, 回歸為“素樸”的無知之心;莊子所說的“古”, 不是指西周, 而是指遠古“至德之世”, 這是莊子所開出的濟世良方。

              由此, 我們受到啟發, 道德建設總是服從于一定的政治理想,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政治理想, 不同的階級也有不同的政治理想, 因而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階級, 也有不同的道德標準。抽象的普世價值固然寄寓了人類美好的愿望, 但在階級社會里, 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我們要警惕借‘普世價值’抹黑我們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和文化傳統的行為”[6]76。不同國家治理體系之間競爭的背后是道德價值觀的競爭。只有以根植于自己文化的道德價值觀作精神支撐,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有綿綿不絕的血脈和根深蒂固的基礎。如果我們不能在道德價值觀方面贏得對西方社會的競爭優勢, 國家治理體系的競爭就喪失了精神基礎。所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要大力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核心價值觀, 加快構建充分反映中國特色、民族特性、時代特征的價值體系。”[1]73

              (三) 孔子的道德修養由愚而知, 老莊的道德修養由知而愚, 二者看似互相對立, 實則是可以統一的?鬃诱f:“寧武子, 邦有道, 則知, 邦無道, 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公冶長》) 這對于我們如何處世很有啟發。

              我們的生活方式無論多么復雜, 但歸結起來, 無非兩條, 加法與減法, 《老子》曰:“為學日益, 為道日損。”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 指孔子儒學, 由愚而知, 用的是加法,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后已, 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 , 不斷地給生命增加負荷, 施加壓力, 艱難地行駛在人生的旅途之中, 這是儒家的生活理念。“為道日損”, 指老莊道學, 由知而愚, 用的是減法, 所謂“喪我” (《齊物論》) 、“心齋” (《人間世》) 、“坐忘” (《大宗師》) , 說穿了, 就是如何替心靈減負, “損”去“心知”, 排除世俗欲念對于心靈的干擾。心靈沒有了任何負荷和掛累, 就可以體悟生命的本質, 回復生命的純真。

              儒家的加法, 老莊的減法, 是古人留下來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的加法, 是一種民族的擔當精神,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傳》孔子語》) , “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衛靈公》) 。我們民族歷經無數磨難, 之所以薪火相傳, 綿綿不息, 是因為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 在危難關頭, 勇于擔當, 舍生忘死, 救亡圖存,F在, 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為了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們更要敢于擔當, 勇挑重擔。習近平總書記說:“使命呼喚擔當, 使命引領未來。我們要不負人民重托、無愧歷史選擇, 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 以黨的堅強領導和頑強奮斗, 激勵全體中華兒女不斷奮進,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力量!”[5]17同時, 我們還要學會老莊的減法, 面對個人的名譽地位進退得失, 要“損之又損之” (《知北游》) , 淡泊待之, 不要讓名利錢色玷污了我們圣潔的心靈。習近平總書記說:“當干部就不要想發財, 想發財就不要當干部。”[1]223也是要求我們的干部學會用減法。

              第六, 中國傳統文化是“濟世”文化。

              傳統的說法, 儒家入世, 道家出世, 其實不然。儒家講入世也講出世,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 (《論語·泰伯》) “道不行, 乘桴浮于海。” (《論語·公治長》) 同樣, 道家也并不一味講出世。老子長期擔任周之“守藏史”, 當了一輩子的官, 晚年“見周之衰, 乃遂去”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 老子并非人們所說的是一個“隱士”。至于莊子, 他主張“游世”, “逍遙游”就是游乎“無何有之鄉”, 即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他的《人間世》, 則是用“心齋”“養中”“坐忘”“支離”的方法間與世俗人間。莊子說:“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 順人而不失己。” (《外物》) 只有至德之人才能游于世俗而不回避世俗, 因順世俗而又不喪失自己愚樸的天性。莊子也說“隱”, 但他的“隱”與儒家的“隱”不同, “雖圣人不在山林之中, 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繕性》) 。圣人“德隱”, 身不隱, 圣人就在你面前, 但你不知道他是圣人;而儒家的“隱”, 是身隱而德不隱, 身在山林江湖而心系朝廷。

              所以, “入世”“出世”之說, 不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是濟世, 入世固然是為了濟世, 出世也是為了濟世, “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 (《論語·季氏》) , “深根寧極而待” (《莊子·繕性》) 也。

              濟世, 是先秦所有哲學家共有的追求!墩撜Z·雍也》:“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為了“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孔子提出天下歸“仁”的政治主張, 并且四處奔波。墨子針對“靡于萬物, 暉于數度”的社會弊端提出“尚同”“尚賢”“節用”“兼愛”“非攻”的政治主張, “不 (與夏禹) 異, 不與先王同” (《莊子·天下》) , 背周道而用夏政。老子針對當時的社會弊端, 提出“無為而治”, 實現“小國寡民”的政治理想。而莊子則站在歷史的高度, 指出所有這些主張皆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危機, 他認為當時社會的主要弊病在于社會撕裂, 尊卑貴賤等級森嚴, 以至于“人與人相食” (《庚桑楚》《徐無鬼》) , 因此, 提出回歸“至德之世”的政治主張。因為只有“至德之世”, 才能夠“陰陽和靜, 鬼神不擾, 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 群生不夭” (《繕性》) , 今世所有的社會矛盾, 才會迎刃而解。

              中國傳統文化是濟世文化, 但是這個傳統, 后來受佛教的影響轉向了。中國的文人由“濟世”轉為“救己”, 于是出現三教鼎足的局面, 佛教追求的是個人如何成“佛”, 道教追求的是個人如何成“仙”, 儒教追求的是個人如何成“圣”, 宋之朱熹、明之王陽明在當時影響巨大, 他們的區別主要在于成“圣”之路徑不同。

              明末清初, 隨著封建王室的衰微, 外敵不斷入侵, 民族危機日益加深, 于是濟世文化開始興起, 顧炎武“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就是當時文化人的代表。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 無數的志士仁人, 為了救亡圖存, 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 矢志不渝, 前赴后繼, 舍生取義, 奮斗犧牲, 與殖民主義和反動勢力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 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脊梁。但是, 誠如毛澤東所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 才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 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 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3]796所以, 真正高舉“濟世文化”這個優良傳統的是中國共產黨人,F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又制定“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 開始了富國強國的新長征, 我們要緊緊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 堅定地朝著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前行, 堅忍不拔、鍥而不舍, 奮力譜寫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的壯麗篇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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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4]中共中央宣傳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M].北京:學習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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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 (2016年版) [M].北京:學習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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