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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主義論文(精選6篇)

            時間:2018-03-12 11:00作者:羽沫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恐怖主義論文(精選6篇)的文章,恐怖主義論文一: 題目:恐怖融資與反恐怖融資研究綜述 2016年12月19日,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爾洛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活動時遭恐怖襲擊身亡;同日, 在瑞士蘇黎世、德國柏林也發生了恐怖襲擊。近年來, 恐

              范文一
              

              題目:恐怖融資與反恐怖融資研究綜述

              
              2016年12月19日, 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爾洛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活動時遭恐怖襲擊身亡;同日, 在瑞士蘇黎世、德國柏林也發生了恐怖襲擊。近年來, 恐怖主義在全球范圍蔓延, 不少國家和地區都面臨著嚴峻的恐怖威脅。根據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 (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的統計, 從1970年到2015年全球各地發生的恐襲事件高達156772起?忠u不分種族、宗教和國別, 從西班牙馬德里和俄羅斯莫斯科的鐵路爆炸事件, 到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和摩洛哥卡薩布蘭卡商業中心的暴恐襲擊, 再到2017年德國、瑞士、法國遭遇的多次恐怖襲擊可見, 世界各地無辜的人們都可能成為恐襲的對象和目標。
              
              為應對日益猖獗的恐怖主義, “9·11事件”以來, 國際社會加大了反恐力度, 從軍事、情報、執法、金融和外交五條戰線發動了一場全球反恐戰爭, 國際反恐斗爭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但是, 恐襲事件仍在世界多處持續發生, 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恐怖融資活動未能受到有效遏制和打擊, 恐怖組織仍能源源不斷地獲取充足的資金及其轉移渠道。金錢是恐怖主義的驅動力, 這一判斷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政治、文化的沖突其根源在于經濟、物質的爭斗。根據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 社會內部各集團的利益并不一致, 甚至是相互沖突的, 國家必然成為某個階級的統治工具并協調各個集團的利益, 從而避免社會解體。因此, 國家有責任和義務通過反恐怖融資, 截斷恐怖資金的籌集和轉移渠道, 使恐怖主義這一社會內部矛盾的產物失去其存在的經濟基礎, 以限制恐怖組織的發展規模和破壞力, 進而協調社會內部利益, 維護人民和國家的安全。相對于外交、軍事、情報反恐而言, 阻止和摧毀恐怖融資網絡是打擊恐怖主義的基礎, 也是維護全球安全的一項有力和根本性舉措。本文試圖從恐怖融資和反恐怖融資的定義、恐怖融資的基本情況和特征、反恐怖融資與反洗錢的關系, 以及反恐怖融資的機制措施等方面, 對國內外恐怖融資和反恐怖融資的研究現狀進行梳理和簡要評述, 并提出進一步研究的思路和方向, 旨在對國內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些許參考, 并為國內有關執法部門打擊恐怖融資提供一些理論支撐。
              
              一、恐怖融資和反恐怖融資的定義
              
              目前, 由于各國和國際組織對恐怖主義及恐怖活動的理解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 因此, 在對恐怖融資的表述上也略有不同。但是, 國際社會對恐怖融資的本質, 即向恐怖主義、恐怖活動、恐怖分子提供資助等方面已基本達成共識, 對反恐怖融資也達成了一系列公約及決議, 為打擊恐怖融資提供了依據和指導。
              
             。ㄒ唬 恐怖融資的定義。
              
              恐怖融資, 通常也被稱為對恐怖主義提供資助。聯合國1999年通過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將恐怖融資定義為:任何人以任何手段, 直接或間接、非法和故意地提供或募集資金, 其意圖是將全部或部分資金用于恐怖主義活動, 或者明知全部或部分資金將用于恐怖主義活動。同時, 當有關資金還沒有被實際用于實施恐怖活動時, 并不影響其資助恐怖活動事實的成立和犯罪性。而試圖資助恐怖活動、以共犯資助或試圖資助恐怖活動、組織或指使他人資助恐怖活動、組織團體資助恐怖活動的, 均屬于恐怖融資。2001年聯合國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將“資助恐怖主義行為”定義為:“以任何手段直接、間接和故意提供或籌集資金、意圖將這些資金用于恐怖主義行為或知曉資金將用于此種行為。”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 (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 認為, 恐怖融資指為恐怖行為融資以及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進行的融資行為, 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國家和政府給予的財政支持;二是通過各種創收形式進行融資。中國《金融機構報告涉嫌恐怖融資的可疑交易管理辦法》 (中國人民銀行令[2007]第1號) 規定, 恐怖融資是指下列行為: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募集、占有、使用資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財產;以資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財產協助恐怖組織、恐怖分子以及恐怖主義、恐怖活動犯罪;為恐怖主義和實施恐怖活動犯罪占有、使用以及募集資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財產;為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占有、使用以及募集資金或者其他形式的財產。
              
             。ǘ 反恐怖融資定義及國際社會的相關決議。
              
              為了打擊恐怖融資, 以聯合國和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為代表的國際組織通過了一系列公約和決議, 旨在采取各種手段對恐怖融資的來源、渠道以及組織予以預防、發現和打擊。聯合國1999年通過了《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 并通過決議督促各成員國共同打擊恐怖融資。“9·11事件”后, 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決定將工作目標由反洗錢擴大到預防和打擊資助恐怖活動上, 并先后發布了《反洗錢40項建議》、《反恐怖融資8項特別建議》、《反恐怖融資9項特別建議》、《對資金轉移機構防范恐怖融資建議》等一系列綱領性文件, 為全球反恐怖融資提出了基本思路和原則要求, 并制定了相關的操作指導。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埃格蒙特金融情報組織共同制定了《評估反洗錢和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標準遵守情況的辦法》, 以“40+9”建議 (即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發布的《反洗錢40項建議》及《反恐怖融資9項特別建議》) 為基礎, 通過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成員國自評 (以回復標準問卷的形式對“40+9”建議的實施情況進行評估) 、成員國互評 (由一個來自法律、金融和執法領域的4-6名專家和來自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秘書處的2名人員組成的專門小組對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成員國進行為期1年的評估) 的方式, 對該工作組成員國履行“40+9”建議的情況進行全面評估, 并要求通過互評的成員國在互評結束兩年后提交詳細的后續報告, 以督促成員國不斷加強和改進反洗錢及反恐怖融資工作。對評估不合格的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成員國, 則通過質詢、公示、暫停成員資格等方法進行制裁。
              
              二、恐怖融資的基本情況
              
              國內外專家通過案例分析等方法, 闡明了恐怖融資的基本情況及其主要來源、渠道和危害。
              
             。ㄒ唬 恐怖融資的基本情況。
              
              2002年、2009年,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方金英研究員和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徐方分別運用案例分析的方法, 重點剖析了“基地”組織的恐怖融資和資金運用特點, 以及恐怖組織網絡化趨勢對恐怖融資的影響。根據方金英研究員的分析, “基地”組織頭目拉丹的恐怖資金網財力雄厚, 他除繼承了數億美元的遺產外, 還在巴基斯坦、沙特等國擁有數百個經營各種生意的合法公司, 并從慈善機構、寶石走私等活動中籌資。徐方認為, “9·11事件”后, “基地”組織在繼續加快國際化步伐的同時, 開始形成網絡化和本土化的發展模式, 恐怖融資方式呈現出分散化、自助化、小規;、非“正規化”的新特點。2012年, 中國人民銀行上?偛扛呒壗洕鷰、復旦大學中國反洗錢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童文俊在其所著《恐怖融資與反恐怖融資》一書中, 對傳統恐怖融資活動及反恐怖融資的基本情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但并未提及全球化時代, 特別是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創新對反恐怖融資帶來的新挑戰。
              
             。ǘ 恐怖融資的主要來源。
              
              在對恐怖融資主要來源問題的認識上, 學界持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例如, 西南政法大學的薛亮在其題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的碩士畢業論文中指出, 在恐怖融資來源中, 恐怖組織的“合法”所得占其所有資金來源的85%以上, 可以說恐怖組織資金的絕大多數來源是“合法的”.然而, 臺灣中正大學戰略及國際事務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泰和則持不同看法, 他在“國際恐怖主義的資金流動”一文中指出, 相較于來自于國家、民間或商業的資金, 有組織犯罪已成為恐怖活動的重要資金來源。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徐晨也與林泰和持相同觀點。2014年, 徐晨在其題為“防治恐怖主義的國際合作機制研究”的博士論文中強調, 恐怖組織以“合法收入”形式所獲得的資金在當前全部恐怖融資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但卻是恐怖融資的傳統和經常項目, 目標性較強, 比較容易被定位和區分。實際上, 對于“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在恐怖融資中的所占比重大小的問題, 主要根據不同恐怖組織的具體情況和其所處地域的不同而各有差異, 難下定論。不過, 根據國際組織和各國對恐怖融資的界定, 無論其收入“合法”與否, 都是各國打擊和制裁的目標。
              
             。ㄈ 恐怖融資的渠道。
              
              2002年, 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與金融制度部地區副主管的穆罕默德·庫爾奇 (Mohammed El-Qorchi) 專門對恐怖融資的重要洗錢渠道--亞洲哈瓦拉匯款系統的背景和特點進行了研究, 并提出了加強監管的建議。哈瓦拉 (Hawala, 阿拉伯語中的基本含義為匯款) 是起源于南亞地區的一種古老的匯款方式, 以宗教或血緣關系為基礎, 完全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通過分布在不同國家的哈瓦拉經紀人, 客戶可以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之間進行匯款, 而無需通過銀行系統。由于哈瓦拉具有收費低廉、手續簡便快捷、無交易記錄等特點, 成為越來越多的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用以轉移資金的渠道。同時, 由于哈瓦拉不通過所在國現有正規金融系統轉移資金, 對所在國的稅收和金融體系構成了極大的危害。目前, 有關國家對哈瓦拉的態度不盡相同, 甚至截然相反。比如, 部分中東國家認為哈瓦拉是合法的匯款方式;印度等國則視哈瓦拉為非法, 對其實施嚴厲的打擊措施;美國及澳大利亞等國則將哈瓦拉納入嚴密的監管之中。由于不同國家對哈瓦拉所持立場和態度不一, 這對國際社會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工作帶來巨大挑戰。分析認為, 為減少和杜絕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利用哈瓦拉轉移資金, 各國政府應在對哈瓦拉實行嚴格監管以避免其被用于非法資金轉移活動的同時, 還應通過提高正規金融系統效率、降低金融服務收費、改善金融服務質量等途徑, 提高正規金融服務系統的吸引力, 不斷壓縮哈瓦拉等非正規資金轉移體系的生存空間。2003年, 時任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與工商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安東尼·韋恩 (E.Anthony Wayne) 認為, 恐怖分子大量使用非正規金融系統和非政府組織籌集和轉移資金, 其中包括大銀行、慈善機構和非正規匯款系統。2011年, 中國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的靳銳在其題為“FATF恐怖融資類型研究及對我國反恐融資工作的建議”一文中, 介紹了恐怖融資的隱秘網絡, 例如, 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利用毒品販運、走私等隱秘渠道籌措資金, 通過金融系統、國際貿易系統以及替代性匯款服務等多種渠道和網絡來轉移資金, 以隱匿其資金來源和轉移方向。2012年、2014年, 童文俊研究員和中國銀聯風險控制部的吳朝平先后對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背景下的恐怖融資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 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利用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交易渠道多元化和交易便捷的特點, 采取以下措施進行犯罪活動:建立公開籌集資金網站直接吸引資金;盜用身份隱匿資金;計劃或指導融資活動;實現7×24小時全天候在全球任何地方進行資金籌措和轉移等。這些恐怖融資活動對在互聯網時代的反恐怖融資帶來了新挑戰。
              
             。ㄋ模 恐怖融資的危害。
              
              2006年, 薛亮在其題為“金融反恐法律制度研究”碩士畢業論文中歸納了恐怖融資的四大危害:一是動搖金融機構的信用基礎?植廊谫Y損害公眾對金融機構甚至整個金融系統的信任, 危害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和良好聲譽。二是威脅國家金融安全?植廊谫Y扭曲了國家資本市場資金的正常流動, 給各國外匯管理及稅收、財政等帶來危害。三是威脅全球經濟穩健運行?植廊谫Y扭曲了各國對宏觀經濟的估算, 沖擊國際資本市場, 干擾世界金融秩序, 從而威脅全球經濟安全。四是誘發恐怖襲擊?植廊谫Y為恐怖組織提供足夠的財力來維持其運作, 并為恐怖襲擊提供充分的物質保障。2008年,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王文華在“論國際金融反恐的現狀與反思”一文中指出, 恐怖主義對人類社會安寧、和平帶來直接的威脅, 而恐怖融資還對金融系統的健康運行造成危害, 即妨害了金融管理秩序, 嚴重威脅到各國的金融安全, 阻礙國際金融經濟的正常發展。2012年, 廣西師范大學的胡小平在題為“恐怖融資犯罪問題研究”論文中, 通過對恐怖融資犯罪特征的分析, 提出恐怖融資是恐怖組織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 并為恐怖組織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金, 使其經濟實力日益壯大, 從而加大了社會危害性, 造成社會民眾的高度恐慌。
              
              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資是打擊恐怖主義的關鍵。2004年, 胡錦濤曾在上海合作組織塔什干峰會議上指出:“恐怖融資是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保障其生存、發展、壯大和從事恐怖主義活動的資金基礎和關鍵來源, 反恐要取得成功, 必須遏制和消除恐怖融資行為。”
              
              三、恐怖融資與洗錢的關系
              
              2008年、2012年, 華東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黃卓昊和童文俊研究員先后對恐怖融資和洗錢的概念進行了比較, 分析了其間的聯系與差異。
              
             。ㄒ唬 恐怖融資與洗錢的概念。
              
              黃卓昊與童文俊研究員認為, 恐怖融資是把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收集到的“合法的”與不合法的資金, 通過一系列的存放與轉移, 最終用于資助恐怖主義。而洗錢則是通過隱瞞財產的真實情況、非法收入來源或收入的非法運營, 并加以掩蓋和轉移, 使之在開放的經濟市場中達到表面收入來源“合法化”的目的, 是一種把“黑錢”“洗白”的活動和過程。FATF已查明的恐怖組織洗錢方式主要包括:利用郵袋和集裝箱進行現金走私;報告限額以下的存款與取款;購買各種金融票據和工具;使用信用卡;利用替代性匯款系統和地下錢莊等。
              
             。ǘ 恐怖融資與洗錢的關系。
              
              童文俊研究員認為, 恐怖融資和洗錢之間的關系是天然而密切的, 恐怖融資涵蓋了洗錢活動, 而洗錢則是恐怖融資的重要方式之一?植阑顒拥膶嵤┎粌H需要隱瞞、掩飾非法收益的性質和來源, 而且還要掩蓋、混淆有關資金流向的恐怖主義目的。因此, 缺乏有效反洗錢措施的國家和地區, 往往是恐怖融資的主要來源地和中轉地。洗錢在助長有組織犯罪的同時, 也成為恐怖融資的重要來源之一。黃卓昊認為, 恐怖融資來源中有一定比例的非法收入, 為了能將這部分收入納入“合法”經濟來源渠道, 恐怖組織必須借助洗錢技術, “漂白”非法資金來源。
              
             。ㄈ 恐怖融資與洗錢的區別。
              
              黃卓昊把兩者的差異歸結為以下三點:一是資金流相反。洗錢是將非法收入“漂白”成為“合法收入”, 而恐怖融資則是更多地將“合法”資金轉做非法用途。二是資金金額不同。洗錢往往涉及資金金額較大, 而恐怖融資則主要取決于所發動的恐襲成本因素, 不一定涉及大量資金。三是對現金需求量不同。洗錢往往涉及大量現金交易, 而恐怖融資則由于其“合法”資金已存儲在金融體系中, 一般不涉及大量現金交易。童文俊研究員認為, 恐怖融資與洗錢間存在顯而易見的區別:一是洗錢完全是出于獲利考量。洗錢的根本目的是將“洗白”后的“黑錢”用于消費或投資等經濟行為, 獲取經濟利益是其最主要的考量。而恐怖融資則是恐怖分子及恐怖組織為尋求公開化、政治合法性, 以及擴大政治影響力和傳播意識形態的目的, 發動恐怖襲擊, 并非完全為經濟利益所驅動。二是洗錢通常涉及企業等隱瞞的非法資金, 而恐怖融資的資金來源通常不是非法資金。三是恐怖融資支持的是以不可告人的、傷害無辜受害者的暴力行徑, 而洗錢則更多的是以隱藏非法收入的方式來逃避政府的監管和打擊。對此,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宋利紅、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張順先后于2003年、2013年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們認為, 恐怖融資就是洗錢犯罪, 進而將反洗錢與反恐怖融資視為等同概念進行研究。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國政府有關部門最初對反恐怖融資的看法和認識。
              
              四、反恐怖融資的機制措施
              
              2002年, 美國國務院反恐辦公室政策顧問的塞莉納·雷魯約 (Celina Realuyo) 認為, 為加強反恐怖融資, 必須加強國際合作, 并加強與區域組織和國際金融機構的合作。2005年, 武漢大學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莫洪憲在“略論我國的金融反恐”一文中提出, 金融全球化對各國金融安全提出了嚴峻挑戰, 中國政府要針對金融體系中的安全隱患, 高度重視金融反恐。2006年, 上海大學金融信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張梅琳在“基于統計監測的金融反恐對策初探”一文中, 通過分析恐怖組織資金來源、載體等, 初步提出了一個恐怖資金監測和識別指標框架, 但其金融反恐對策仍局限于反洗錢范疇。2008年, 上海大學課題組在《金融反恐趨勢與對策--以指標檢測法分析》一書中, 從金融反恐的角度出發, 對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檢測指標的建立、各國金融反恐機制的比較、中國金融反恐體系等方面作了初步研究。該課題組提出, 針對銀行系統、保險系統、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系統的大額支付結算和可疑交易, 設立檢測指標, 并綜合有關稅務、海關、警察、工商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數據, 以及典當業、慈善機構等實體特點, 建立非金融系統檢測指標, 進而對恐怖融資的多種渠道和方式進行檢測。該書指出, 由于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的差異, 各國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做法和特點不盡相同, 但都建立了相關的法律體系和大額、可疑報告交易制度, 成立了專門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機構和專門的金融情報部門, 這也構成了中國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機制的基本框架。中國在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方面起步較晚, 目前按照聯合國、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等國際組織的要求, 正在不斷完善相關融資立法, 已初步建立了以中國人民銀行為主導, 以中國反洗錢監測中心為金融情報機構的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機制框架。2008年, 王文華教授在“論國際金融反恐的現狀與反思”一文中指出, 近年來, 國際金融反恐效果不盡如人意, 主要原因是所采用的某些手段與人權保障的基本理念相沖突。2013年, 童文俊研究員在“基于層次分析法的中國反恐怖融資機制有效性研究”一文中, 根據反恐怖融資機制有效性內涵, 構建了國家反恐怖融資機制有效性評估體系, 并以2007-2012年中國反恐怖融資機制為標的, 對其有效性進行了實證研究, 結果表明中國反恐怖融資機制有效性尚有待提高。2011年、2012年、2014年、2015年, 靳銳、山東警察學院偵查系講師范萬棟、金融學者時吳華、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兼全國政協委員張紅力先后提出, 要重視金融信息對于反恐怖融資的基礎性和關鍵性作用, 并利用金融大數據分析應用工具, 從“人員流、實物流、資金流”進行全方位數據分析和監測, 通過交叉對比, 提高主動發現自發性暴恐分子的能力。
              
              五、余論
              
              目前, 國外學界對恐怖融資的研究主要涉及恐怖融資的資金來源、轉移渠道等, 并基于金融技術和國際金融合作下美國主導的反恐怖融資機制等, 從技術與合規性方面提出了相應的建議。同時,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反恐怖融資方面, 借助美元在全球金融領域的霸權地位, 將其國家利益置于優先地位。西方國家有關方面專家、學者的研究也多出于相同的考量與角度, 較少考慮發展中國家在反恐怖融資方面的特殊情況和利益訴求, 這一點應引起足夠的重視和關注。
              
              中國由于反恐怖融資仍處于起步階段, 對這方面的研究也相對滯后。截至2017年8月, 國內涉及恐怖融資的中文專著約有2部 (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 , 中文期刊論文約有96篇 (中國知網CNKI) .目前, 中國的反恐怖融資研究大多基于洗錢與反洗錢的視角, 限于反洗錢的研究框架, 或是在研究恐怖主義與反恐問題時略有提及, 并未就反恐怖融資問題作專門和詳細的闡述。至于恐怖融資與反恐怖融資的獨特屬性, 恐怖融資與洗錢、反恐怖融資與反洗錢的區別仍未引起業界和學界的高度重視, 也未能改變有關部門將反恐怖融資工作納入反恐工作日程中的現實狀況。此外, 在剖析全球化背景下恐怖融資內在規律、建立恐怖融資行為識別與監測框架, 以及中國反恐怖融資戰略設計和機制建設等方面, 國內相關研究仍存在較大空間, 這些都是中國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的領域和方向。
              
              在當今恐怖主義全球泛濫的大背景下, 中國無疑也面臨著巨大的反恐壓力。因此, 通過加強對恐怖融資以及反恐怖融資的研究, 深入探究恐怖融資的規律和特征, 并結合中國面臨的恐怖威脅和政治經濟形勢現狀, 構建符合中國實際和具有中國特色的反恐怖融資機制, 對有效應對恐怖主義威脅, 維護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范文二
               

                題目:恐怖融資與反恐怖融資研究綜述

                
              一、國外研究狀況
              
              1978年, 美國創辦了《恐怖主義》期刊, 1992年更名為《沖突與恐怖主義研究》。這是西方國家現當代恐怖主義研究的開山之筆。美國國會圖書館中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書籍大約近3000本, 而在英國國家圖書館這一數字則為5000余本。而俄羅斯對恐怖主義問題的關注始于蘇聯時期的20世紀50年代。因此, 總體來看, 西方一些國家的反恐問題研究較早于中國國內的研究。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學者巴西奧尼的《國際刑法學導論》, 該書雖然未直接以恐怖主義犯罪研究為核心, 然而從宏觀上闡述了從國際刑事司法的角度來對重大國際刑事犯罪進行懲治和治理的相關問題;由于本文所將要論述的是近年來國際恐怖主義犯罪的新變化與新形勢以及與其他眾多國際罪行的日益緊密的關系, 《國際刑法學導論》一書客觀上為國際恐怖主義問題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巨大的理論支持和智力資源。
              
              目前在國際學術界上對恐怖主義問題頗有影響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熱熱南國際關系學院, 以反恐專家Rohan Gunaratna教授為核心的研究團隊創辦了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研究中心, 該中心開先河地將國際恐怖主義現象與傳統政治暴力現象結合起來研究, 反思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與轉化規律, 可謂在反恐研究方面獨辟蹊徑。該中心不僅在新加坡國內反恐政策的指定方面頗有想象力, 甚至在全球反恐研究領域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值得一提的是, 該研究中心的Gunaratna教授曾經作為李光耀內閣的政策智囊, 準確地預測到了活動在斯里蘭卡的恐怖組織泰米爾猛虎組織的多次恐怖襲擊行動。這也由于Gunaratna教授本人是孟加拉人, 長期關注南亞地區的恐怖組織。在Gunaratna教授的指導下, 該中心建成了一個全球恐怖組織數據庫, 對于國際上幾乎包括所有區域歷史上和當下存在的恐怖組織和恐怖分子做了完備的統計, 這一數據庫的建成耗資巨大, 且為此召集了來自許多國家的反恐學者。
              
              此外, 筆者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發展大學做了為期一個月的訪問研究。在此期間, 筆者發現該大學作為一個私立大學卻開設了國際關系和政治學的博士生課程, 且為土耳其政府提供反恐領域的政策咨詢服務。我在該大學停留期間, 結識了Kutay Karaca教授, 他對中國的“東突”問題有很多獨特的見解, 且在中土關系領域與中國吉林大學國際關系學者王利教授共同編輯了《中國與土耳其關系---概念、政策與前景》, 書中有大量篇幅論述了中國與土耳其各自國內面臨的恐怖主義問題與合作機制展望。而土耳其作為與中國維吾爾族有著特殊歷史淵源的國家, 該國學者在國際反恐合作中所闡述的觀點對于中國反恐政策的制定具有極為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國內研究狀況
              
              當代恐怖主義問題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 其所涵蓋的政治學、國際關系、國際法、刑法、社會學等諸多學科領域都為恐怖主義問題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理論源流。國內知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學者如王逸舟, 曾以反思、批判的視角寫作了《恐怖主義溯源》一書, 分析了恐怖主義賴以產生的社會學根源, 堪稱國內恐怖主義的社會學研究之典型代表。
              
              復旦大學張家棟教授著有多部關于恐怖主義問題的研究著作, 堪比美國式政治學研究的行為主義學派。張家棟教授通過大量的實證數據, 吸收了國外的統計成果, 對恐怖主義的各種類型進行了總結, 例如其專著《恐怖主義論》和《全球化時代的恐怖主義及其治理》都對當今國際恐怖主義的歷史淵源與總體特征做了詳細的梳理。作為政府機關工作者的胡聯合, 著有《全球反恐論》, 也是以浩瀚的篇幅, 以歷史考證的視角列舉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世界上絕大多數恐怖組織的背景、特征、類型等, 并且對恐怖分子的個體特征進行了細致分析。在總體上, 其研究理念與張家棟教授可謂異曲同工。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的張友國教授由于其早年赴新疆支教, 在新疆從事過中學教育十余年, 在此基礎上, 他通過豐富的實證經驗對邊疆少數民族問題進行了深刻的思考, 于2007年組織了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年度青年基金項目《中亞與中國新疆民族問題應對機制比較研究》, 2008年度又組織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中亞與中國新疆政治文化建設比較研究》, 其所發表的論文《亞文化、民族認同與民族分離主義》對于思考如何消除恐怖主義社會根源問題具有深刻的啟示, 對于筆者在結論中的闡述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縷亮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雖然以往主要以邊疆地區的歷史研究和邊界問題研究作為核心, 但是近年來受到現實問題的指引, 逐步關注新疆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尤其以該所邢廣程所長帶領的研究團隊將新疆地區與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放在一個宏觀視角進行比較研究, 在該所雄厚的歷史學研究基礎之上逐漸向多學科研究轉型, 豐富了國內反恐問題研究視角。這主要得益于邢廣程所長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所長期從事上海合作組織研究, 從而較快地實現反恐研究領域的學科嫁接。
              
              北師大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以趙秉志教授主導的研究團隊, 以其對中國國內刑法的熟稔, 透視了中國刑法中關于反恐立法所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并與國際刑法和俄美等國的國內刑法中的反恐專門立法進行了比較研究, 堪稱國內反恐立法研究與國際刑法研究的集大成。
              
              中山大學黃瑤的《聯合國全面反恐公約研究》以及盛紅生《國家在反恐中的國際法責任》兩部著作是迄今為止在傳統國際法意義上對恐怖主義普遍性國際立法與國際合作問題研究的整合性較強、覆蓋面較廣的學術成果。對于本文中關于國際立法機制與國際反恐條約機制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從某種程度上來講, 反恐條約的研究和關注是展開其他層次的理論研究與現實合作的基礎, 沒有對于反恐條約的準確把握, 而妄談國際反恐合作, 便會失去框架依據, 偏離法制軌道。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一些學者, 也包括其所隸屬單位公安部的一些一線干部, 偏重于對國際反恐問題的警務執法層面的研究, 比較典型的如公安大學的張杰創造性地運用了“警務外交”這一概念, 對各國警務部門、安全部門的跨國合作機制進行了專門研究, 在國內具有一定代表性;公安部辦公廳的機關干部胡建奇以其著作《美國反恐跨部門協同研究》為代表, 相對于前者, 更加側重于對以美國為例的國內跨部門間反恐合作機制的研究為切入點。另外公安大學的梅建明老師主要從社會學的視角來解剖當代恐怖主義現象, 對于從實證角度認識恐怖主義和制定反恐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智力資源。以上這些視角新穎的反恐合作研究無疑將會推動中國學術界對反恐問題的新認識和新把握。
              
              三、國內外文獻資料的總體脈絡
              
              總體來看, 國內外的反恐研究偏重于歷史維度、具體案例等方面的研究, 因為這方面的研究容易獲得成果。然而過分偏重于歷史研究和案例研究, 則會囿于既有的研究范式, 難以超越以往的研究框架, 如果借用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的“研究范式”理論, 則會發現, 此類研究常常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而法學界的學者從國際法的角度研究反恐, 又因為目前缺少普遍性反恐立法, 以及難以對恐怖主義定義達成一致等棘手問題的存在, 使法學維度的研究難以取得顯著超越。而對國際恐怖主義犯罪行為本身進行性質上的宏觀分類, 則可以超越對其進行定義而帶來的困境, 另辟蹊徑。
              
              本文經過對國內外大量文獻的總結和歸納, 梳理出學界公認的國際恐怖主義有以下幾大類型:
              
              1. 民族分裂主義型恐怖主義 (或稱之為民族沖突型恐怖主義) .
              
              自由主義者、分裂主義者以及民族極端主義者是此類型恐怖主義的三種主要成分。他們往往都具有較強的民族分離傾向。他們通過暴力活動和煽動行為意圖分裂國家、實現民族自治。此類型以印尼東帝汶恐襲事件最為典型。
              
              2. 意識形態型恐怖主義。
              
              近些年來在歐洲, 尤其是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 新法西斯主義出現抬頭之勢, 他們鼓吹反動的種族主義, 以仇外、排外為主要特征, 以外籍人員為主要襲擊對象。除此之外, 與這種新法西斯主義相類似的意識形態型恐怖主義還有極右型恐怖主義和極左型恐怖主義。
              
              極右翼意識形態類型的恐怖主義其實就是出于對外來種族和移民的仇視心態而采取極端排外的暴力手段。從而加重了社會的矛盾沖突, 為恐怖主義思想的不斷繁殖創造了土壤。
              
              反猶太主義anti-semitism可以說是一種極右型意識形態恐怖主義, 并且在德國法西斯政權那里被上升為國家恐怖主義, 然而反猶太主義卻又是作為宗教極端主義的猶太主義 (在張家棟《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一書中, 將猶太主義歸入宗教極端主義類別) 的對立面而產生的。因此, 這一種恐怖主義表現形態顯得有些復雜。而極左恐怖主義包括, 聯邦德國紅軍旅;意大利紅色旅;法國“直接行動”;日本赤軍;秘魯“光輝道路”等。以聯邦德國時期的“紅軍旅”為例, 其又名巴德爾--邁因霍夫組織, 是由巴德爾、邁因霍夫為主干的極“左”分子于1968年領導創建的極左激進組織。包含核心分子20名, 全部成員200名, 成員年齡在20至30歲之間, 多為大學生或中產家庭年輕人。“紅軍旅”自認為是弱小的革命力量, 自命為代表著第三世界通過對西方強國進行恐怖主義破壞活動來表達對現存國際秩序的不滿, 試圖暴力推翻西方資產階級政權和本國親西方世界的統治政權[1].
              
              3. 國際販毒集團從事的恐怖主義。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的趙秉志老師在其專著《<聯合國跨國有組織反恐公約>與中國的貫徹實施》中對于中亞地區的有組織犯罪進行了詳細闡述, 他在研究中發現, 作為恐怖主義犯罪的上游犯罪, 販毒、走私、販運槍支等重大國際罪行都往往與恐怖主義犯罪有著密切的聯結, 并且為恐怖主義犯罪提供資金支持。國際販毒集團從事恐怖主義犯罪, 這是當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存在的重要現象, 也包括拉丁美洲地區的很多國家。
              
              4. 宗教極端主義型的恐怖主義。
              
              研究伊斯蘭問題的美國專家約翰·埃斯波西托 (John L-Esposito) 認為, 由于普遍存在視恐怖主義、伊斯蘭教同源的錯覺, “伊斯蘭教和伊斯蘭復興文化被化約為反西方的伊斯蘭原型, 化約為伊斯蘭教向現代性開戰, 或穆斯林的憤怒、極端主義、狂熱主義和恐怖主義”[2].其實, 類似“圣戰”、“原教旨主義”這樣的概念并非伊斯蘭教發明。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起源于1920年美國基督教浸禮會編輯的《守望稽刊》 (The Watchman Examiner) , 又稱為“基要主義”.其內涵指的是甘愿為忠于自己信仰之基本要道而戰斗之人。此一名詞既是表達涵義, 亦是一個行動口號。
              
              作為當今嚴重危害國際和平的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 早在冷戰結束前夕就開始醞釀, 根據國外重要恐怖主義研究刊物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統計顯示, 僅僅覆蓋全球恐怖主義數量8%的宗教極端型恐怖主義, 其所造成的傷亡人數卻是全球恐怖主義所造成傷亡的30%之多[3].
              
              5. 邪教性質的恐怖主義、黑社會型恐怖主義。
              
              恐怖主義犯罪往往與其他刑事犯罪以及重大跨國有組織犯罪在犯罪形態上呈現密切的相關性。各種非法的社會組織包括邪教、黑社會組織常常演化成為恐怖主義犯罪的上游犯罪并為其提供資金支持。隨著這種傾向的不斷凸顯, 邪教性質的恐怖主義與黑社會型的恐怖主義便成為獨立的恐怖主義類型。在何秉松所著《恐怖主義、邪教、黑社會》一書中, 作者將三者加以類比, 并指出了三者之間所存在的微妙聯系, 以此為借鑒, 本文將三者放在一個大類里面進行闡釋。
              
              6. 國家恐怖主義。
              
              有的學者單獨創造出“國際間諜型恐怖主義”, 其理由是, 該類型恐怖主義行為的實施主體是一國的情報機構, 比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CIA, 以色列的摩薩德等。本文認為, 鑒于這些行為主體本質上屬于主體國家行政機構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包含在國家恐怖主義這一外延之內。
              
              如果說國際關系史中, 最大的國家恐怖主義當屬美國以中央情報局為實施主體的帶有間諜色彩的恐怖主義, 中央情報局歷史上參與顛覆多國政權, 包括中南美洲的古巴、尼加拉瓜、危地馬拉、智利, 中東北非地區的利比亞、伊朗、伊拉克, 亞洲的越南, 甚至針對歐洲左翼勢力的陰謀破壞活動。當然, 也有針對中國的陰謀顛覆活動, 直至今日, 美國中央情報局仍在暗中支持西藏達賴集團的民族分裂主義活動。
              
              另外, 在所謂的“國際間諜型恐怖主義”類型中, 如果一國暗中指使個體間諜分子陰謀潛入他國從事間諜破壞恐怖活動, 這究竟應歸為國家恐怖主義行為還是個人恐怖主義行為?當然, 這里又要涉及恐怖主義犯罪與間諜罪的界定問題。
              
              7. 網絡恐怖主義。
              
              網絡恐怖主義包括兩種情況, 即網絡上的恐怖主義和通過網絡為手段預備、指揮的恐怖主義;通常的定義為“傳播恐怖主義思想的犯罪”.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李健和老師認為, 至今中國領土內尚未形成完整意義的恐怖組織, 最為集中的恐怖威脅來自東突恐怖組織從中國境外向中國境內的不斷滲透, 而這一滲透過程中, 帶有極端主義色彩的視頻音頻文件成為主要的傳播恐怖主義的方式。2013年“東伊運”恐怖組織合計錄制并傳播恐怖主義音視頻107部, 數量達到頂峰。據公安部門可靠證據顯示, 昆明“3.01”、烏魯木齊“4.30”、“5.22”恐怖襲擊事件中參與的恐怖分子基本曾受到過此類傳播媒介的影響。而隨著現代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 以網絡作為途徑的恐怖主義音頻視頻傳播則成為主要方式。
              
              在反恐過程中, 政府的網絡監管是有效治理網絡恐怖主義的重要的一個執法環節。當然, 在政府通過科技手段有效監管網絡通信的今天, 網絡恐怖主義的犯罪方式不大可行。而反倒是那些可以規避網絡監管的現代技術手段容易被利用為犯罪手段。
              
              網絡途徑傳播恐怖主義思想具有風險小、成本低、見效快等特點, 因此成為國際上絕大多數恐怖分子所熱衷的犯罪方式。
              
              典型的案例如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組織, 他們使用“電子郵件炸彈”email bomb對斯里蘭卡當權政府駐國外的使領館進行黑客攻擊, 致使使領館網絡系統出現故障。意大利紅色旅、法國直接行動雖然不以網絡襲擊為主要活動方式, 卻以之作為重要手段對政府的網絡系統進行攻擊, 從而達到威懾政府的目的。在美國也出現了“電腦網絡解放陣線”這樣的網絡襲擊為主要活動方式的恐怖組織。
              
              8. 生態恐怖主義 (eco-terrorism) , 又稱生態學恐怖主義 (ecological terrorism) 或環境恐怖主義 (environmental terrorism) .
              
              當今國際上一些環境保護激進分子為了實現其激進的環保主張而訴諸暴力恐怖主義手段, 被歸納為生態恐怖主義。綠色和平組織現在還聲稱自己“堅持非暴力手段, 在不侵犯人身和財產的原則下, 和平地從事理想中的環保事業”.但他們的所言和所行并不一致。
              
              四、結語---網絡恐怖主義是未來恐怖主義與反恐怖主義的主戰場
              
              聯合國安理會于2013年12月17日通過了第2129號決議, 針對打擊網絡恐怖主義問題所應采取的措施問題, 對各相關國家進行了呼吁。安理會強調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均對國際和平與安全構成最嚴重威脅。決議還特別指出, 對恐怖組織或恐怖分子利用互聯網發布音頻、視頻以及實施恐怖行為, 包括煽動、招募、資助或策劃等活動表示嚴重關切, 明確要求聯合國反恐機構會同各國以及有關國際組織加強對上述行為的打擊力度等[4].
              
              “網絡恐怖主義”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加州安全與智能研究所的研究員巴里·科林在1997年提出。對于網絡恐怖主義, 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的定義為“一些非政府組織或秘密組織對信息、計算機系統、計算機程序和數據所進行的有預謀、含有政治動機的攻擊, 以造成嚴重的暴力侵害。”網絡恐怖主義與普通網絡黑客的主要區別, 一是其以明確的政治訴求作為犯罪目的;二是其所要達到的破壞結果不限于網絡虛擬世界, 更多的是以社會經濟秩序、基礎設施建設、水利電力等公眾資源為襲擊范圍。
              
              所謂“網絡恐怖主義”其實包含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以網絡傳播作為手段和途徑的恐怖主義。第二個層面的意義是指, 當代國際恐怖組織的網狀化、扁平化、碎片化特征, 相對于傳統恐怖主義的金字塔式的垂直等級結構而言, 這種當代網絡狀的恐怖組織結構特征使反恐更為艱難, 而恐怖組織更難以徹底消滅, 網絡的任何一個分支被擊垮, 其他分支仍然可以不受干擾, 繼續從事自身的犯罪任務。正如社會學家所說的---現代社會是強大的也是脆弱的。當今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分散化模式決定了被治理對象也會相應地采取游擊戰術, 任何新技術、新理念的應用都不會僅僅為政府和公權力服務, 必然也會被恐怖主義犯罪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竊取。龐大而精細的恐怖組織, 其一個分支所實施的罪行其實背后有著整個體系的參與指揮, 因而在立法上對犯罪主體如何明確也成為國際反恐立法的重要議題。這第二個層面的理解往往被稱為“網絡型的恐怖組織”, 它不同于狹義的網絡恐怖主義, 實際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狹義的網絡恐怖主義, 即是以網絡為手段進行恐怖宣稱和襲擊的恐怖主義犯罪行為。而“網絡型的恐怖組織” (很多學者稱之為網絡型的恐怖主義, 這里為了避免歧義, 改稱為網絡型的恐怖組織) 是指由多個恐怖組織相互串聯、勾結在一起, 在組織協調方面以分散化、碎片化、網狀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恐怖主義犯罪的結構模式。其最為典型的特征就是缺少權力的核心, 而只有權力的網絡連接點。比較典型的事例如哥倫比亞的跨國毒品卡特爾, 阿爾及利亞作為宗教極端主義的宗教復興運動。
              
              網絡在恐怖主義犯罪過程中被視為重要的犯罪途徑和方式, 這一現象已經愈演愈烈, 網絡被用來傳播極端思想和暴力恐怖主義思想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嚴峻事實。當然, 學術界認為, 就程度而言, 網絡被僅僅用作傳播途徑這一事實還不足以稱為網絡恐怖主義。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在2013年12月公開指出, 互聯網已經被恐怖組織用作開展恐怖活動的重要手段。國際恐怖組織利用互聯網吸納成員, 傳播暴恐思想和暴恐技術, 為恐怖活動融資。網絡恐怖主義對中國社會的穩定造成了破壞, 而以“東伊運”為代表的“東突”恐怖分子通過傳播暴恐音頻視頻文件, 成為近年來中國境內特別是新疆地區恐怖襲擊多發的主要原因之一[5].
              
              2014年11月在浙江烏鎮舉行了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作為分論壇的部分成果, 會議總結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網絡恐怖主義幾個主要特征。例如目前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缺乏共同的法律認同和完整的法律體系;缺乏打擊網絡恐怖活動的有效技術和方法;網絡安全保衛和反恐部門打擊網絡犯罪在執法過程中存在阻礙;并且還缺乏國際、國內共同打擊網絡恐怖活動有效合作機制;缺乏在國際層面和在國內層面協調打擊網絡恐怖活動的頂層設計[6]等等。
              
              參考文獻:
              [1]Walter Laqueur, The Age of Terrorism[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238.
              [2][美]埃斯波西托。伊斯蘭威脅--神話還是現實?[M].東方曉, 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9.257.
              [3]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M].Washington:Crane Russak, 2011.271.
              [4]中新網: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將加強打擊網絡恐怖主義[EB/OL].    [5]新浪新聞:中國是網絡恐怖主義的受害者[EB\OL].   
                    [6]公安大學網站:我校成功舉辦首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分論壇[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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