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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憲法中“國家民族”的表現方式和價值

                        時間:2019-07-17 14:54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現代憲法中“國家民族”的表現方式和價值的文章,本文首先考察了“國家民族”在現代憲法中的表現方式, 試圖說明國家民族是世界各國憲法中一個比較普遍的憲法現象, 而后對國家民族的憲法意義展開論述, 最后嘗試從憲法學的角度對國家民族下一個參考性的定義, 最終實現

                          摘    要: 中華民族是我國的國家民族。“中華民族”被明確確立為一個憲法概念, 則國家民族必然成為一個憲法學概念。國家民族是一個普遍的憲法現象, 現代憲法主要有兩種國家民族的表述方式:一是直接將國家民族寫入憲法文本;二是“我們人民”的表達式。國家民族指明了制憲權主體及其范圍, 體現了國民的身份歸屬, 具有標識國家、促進國民統合、維護國家統一的憲法意義。就我國憲法而言, 國家民族有助于區分憲法中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 作為我國國家民族的中華民族相對于其他的國家民族具有優越性, 是推動國家完全統一的寶貴的憲法資源。國家民族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對象, 應將國家民族確立為一個重要的憲法學范疇。

                          關鍵詞: 國家民族; 憲法表述; 憲法意義;

                          一、引論

                          “民族”是中國憲法中的一個重要詞匯或概念,F行憲法69次使用“民族”一詞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層面:一是56個民族層面;二是國家層面, 也即國家民族。二者分別對應不同的英文單詞, ethnic與nation。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區域自治等;后者如民族解放。長期以來, 法學關于民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一層面, 探討的大多是少數民族權利保護、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團結等方面的問題, 而對后者有所忽略。1此種狀況或許與憲法序言明確規定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有關。2018年3月,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32條和第33條, 兩次提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表述。“中華民族”入憲再次凸顯了憲法中“民族”概念的兩層次性?梢灶A料, 對國家民族的研究將持續成為憲法學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本文的寫作目的在于, 將民族學、政治學中的“國家民族”概念引入憲法學研究領域。在筆者看來, 中華民族是我國的國家民族, “中華民族”入憲, 則國家民族必然成為憲法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對象;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憲法概念的確立, 則國家民族必然成為一個憲法學概念。

                          在展開論述之前, 有必要對被視為“國家民族”的縮略語或簡稱的“國族”概念有所交代。2“國族”概念始于孫中山的創造, 體現了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和立場, 并因孫中山的強大的影響力而廣泛流布, 至今在學術界仍頗有影響力, 3將國家層面的民族稱為“國族”而保留56個民族用法的“國族論”也頗有市場。4但是, “國族”概念一直伴隨著各種質疑和批評, 中國共產黨從未采納此概念, 其所蘊含的國家主義、同化主義的立場亦與時代潮流不符, 需審慎使用。5與“國族”概念相比, “國家民族”具有以下優勢:其一, 國家民族直觀體現了與國家的密切關系, 作為一種理念, 其指向了一種理想化的“人民全體”或“公民全體”, 從而放逐了“同化論”的存在空間;6其二, 國家民族強調國家的政治建構特性, 體現了現代主義的民族理論立場, 同時又兼顧了族群象征主義立場, 國家民族的政治建構特性并不是憑空的捏造, 大多具有歷史文化的特性;7其三, 國家民族既凸顯了中文“民族”的層次性, 又照顧了國人的用語習慣。一方面, 人們仍可以泛泛地使用“民族”一詞, 而究屬何種層次的民族則完全可以根據具體的語境區分開來;另一方面, 現在將全體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的思想已然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不經意間就在表達此種觀念, 比如“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獎, 這是民族的榮光”。8這里的民族就是“國家民族”, 而使用“國族”就顯然不太妥當。

                        現代憲法中“國家民族”的表現方式和價值

                          本文首先考察了“國家民族”在現代憲法中的表現方式, 試圖說明國家民族是世界各國憲法中一個比較普遍的憲法現象, 而后對國家民族的憲法意義展開論述, 最后嘗試從憲法學的角度對國家民族下一個參考性的定義, 最終實現將國家民族引入憲法學研究的目的。

                          二、國家民族的兩種憲法表述方式

                          2018年3月, 我國將作為國家民族的中華民族明確寫入憲法, 那么其他國家憲法是否也對各自的國家民族有所規定呢?答案是肯定的,F代主要國家憲法存在兩種國家民族現象:一是明確推進和建構一個“國家民族”, 如法國的“法蘭西民族”、德國的“德意志民族”、美國的“美利堅民族”。二是“我們人民”敘事策略的應用。前者是對國家民族的直接確認, 后者可視為國家民族的變體。明文規定國家民族方面, 如美國憲法中的“美利堅人民”、德國基本法中的“德意志人民”、法國第五共和國憲法中的“法蘭西人民”、俄羅斯憲法中的俄羅斯聯邦人民;等等。9本文所要著重介紹和論述的是第二種國家民族現象, 即“我們人民”的表達式。

                          “我們人民”的憲法表述以美國憲法最為典型, 其開篇即為“we the people”, 其他主要國家的憲法也存在類似的表述, 如聯邦德國基本法序言中的“我德意志人民”, 俄羅斯聯邦憲法與日本國憲法中的“我們”, 大韓民國憲法序言中的“我大韓國民”“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等等。10此類憲法表述的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都使用了“我”“我們”這樣的主觀性詞匯, 都具有“我們人民”的意蘊, 因而可視為“我們人民”的變體。

                          “我們人民”的憲法修辭, 顯然與現代法典化語言的明晰、客觀的要求相悖, 而具有主觀性和模糊性的特征, 那么, 現代憲法為何采用此種表述方式呢?這一表達式后面蘊藏著怎樣深刻的內涵?既然美國憲法中的we the people是此類表達式的典型, 何妨以we the people為具體的論述對象?而we the people的表達式中, 有兩個核心詞匯, people與we, 為此對該表達式的解讀亦可以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英文people與nation的內在聯系;二是“我們”的建構和統合作用。

                          第一個方面, 早期的people與nation各有不同的指向, 但在近代實現了匯合,F代英文people源自拉丁文populus, 原指“在古羅馬公共廣場上聚會于樹蔭的人”, 后引申為“人、人民或市民”。英文nation源自拉丁文natio, 原意為“出生”, 指向“因出生地結合而成的一幫外國人”, 表達的“血緣紐帶”的含義。在西方國家的歷史大變革中, 則出現了people民族化和nation人民化的相向運動。在人民民族化過程中, 自由平等的people獲得相對于國家的主體地位, 在nation人民化的過程中, 貴族團體或特權階層逐漸消失, 國家權力的享有者逐漸擴及普羅大眾, 乃至人民最后成為國家主權的擔當者。由此, 英文people不僅具有人民的意義, 同時具有民族的意義, 復數的peoples也就直接翻譯為民族;而nation不僅指民族, 同時也指向國民。對此, 霍布斯鮑姆曾指出,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 民族 (nation) 乃是國民的總稱, 國家乃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 是一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 因此, 國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體現。11從這個意義上講, 民族革命同時就是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也同時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質。在這一歷史性的大變革中, 有以下幾點需要特別指出:一是現代英文people在從拉丁文popupus一詞歷史演變中, 其中延續了由古希臘羅馬的政治文化發源而來的自由、民主的思想。12二是nation在其演變過程中, 逐漸具有政治的意涵, 同樣蘊含了一種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三是將nation等同于“國家”“人民”, 主要指享有主權的人民, 與people同義。13四是nation一詞最初確實有表示血緣、地域共同體的意思, 這為其后與遺傳學等自然科學的突破而產生的人種進化論、社會達爾文主義相匯合, 從而為廣泛流布的種族民族主義思想埋下了伏筆。

                          需要指出的是, 美國在民族國家的創建過程中, 關于people的理解與英法有所不同。美國早期的政治理論家們比較喜歡使用“人民”“人民大眾”“聯邦”等詞匯, 而諱談nation。美國1776年的《獨立宣言》曾使用了一次nation, 但在黃現璠先生看來, 該詞的意思應該是“國家”而非“民族”, 因為美國早期的憲法性文件, 包括《獨立宣言》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的people, 并不具有“民族同質性”的nation含義。14也有西方學者認為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nation具有強調整體的一面, 從而給人以中央集權、一元論和反對聯邦各州權力的惡感。15筆者認為, 同樣作為國民或者人民, people具有強調普羅大眾的意味, 而nation除了具有強調國家的面向, 還具有強調民族性的一面, 這種民族性主要體現為某種歷史文化的特性。作為一個形成中的民族, 美國早期的政治理論家將美國作為一個民族就有點勉強。隨著聯邦政府的建立, 特別是《美利堅合眾國聯邦憲法》于1789的通過生效, “人民”最終實現了與“民族”的匯合, “當people用作nation (民族) 的含義時, 美國學者大多將其理解為‘美國人’這一國族含義”16。不過, 此時的people或nation均僅指向白人, 而不包括黑人奴隸、印第安人以及女人, 其時所聲稱的國民一體性意識, 實際為“白人意識”。17其后people或nation的范圍不斷擴大, 現在, 美國憲法被認為是“合眾國人民”意志的體現, 美國人民或美利堅民族都擴張為整個國民全體, we the people也就是American people (美利堅人民或民族) 。[18]

                          第二個方面, “我們”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具有區別與歸屬的意義。“我們”的表達式是典型的民族主義的表現手法, 因為民族主義的內涵雖然錯綜復雜, 但它的基本要素有二:即民族對內的同一性和民族對外的獨立性。18民族 (nation) 意識對外而言, 強調的是“我們”的特殊性;對內而言, 則強調“我們”的共同性。“我們”區別于“你們”“他們”, 具有區別劃分“我者”與“他者”的意義, 而對于“我們”范圍的成員來說, “我們”還具有歸屬的意義, 屬于“我們”的, 那就是“自己人”, 否則就是外人, 甚至可能是敵人。梁啟超曾說:“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彼, 日本人;我, 中國人’, 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國人’之一觀念浮于其腦際者, 此人即中華民族之一員也。”19

                          但即使是最小的民族, 其成員也與其他大多數的同胞都互不相識, 20要形成一種“我們”的意識, 民族也就需要被想象與建構, 民族的建構也就是“我們”的建構。大體而言, “我們”的建構通常有三種方式:一是對“我們”共同性的強調, 這種共同性對他們來說就是特殊性。“我們”之所以是“我們”, 是因為“我們”具有某種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可能是地域、語言、宗族、文化傳統、風俗習慣, 也可能是其中的某幾種元素的組合, 這些特殊性對“我們”來說又是共同性, 有時這種共同性又被強調是“我們”優越于“他們”之所在。事實上, 幾乎所有的民族意識的建構過程都伴隨著對這種優越性的強調。二是“我們”意識的形成、強化, 還有可能是通過敵我意識或在與外力的對抗中加速凝聚。因為“民族身份是一個連續不斷區分‘敵人’和‘朋友’的社會構建過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賴任何客觀的語言或文化差異, 而立足于主觀的差異體驗。”21我們中華民族的整體意識也是在抗日戰爭中得到空前的加強。三是統一的或者說是共同的民族名稱的提出。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也要為“我們”冠一個名稱, 民族名稱的提出意味著民族意識開始走向自覺?死账雇懈·加茲頓在1765年召開的反印花稅大會上首次提出了“美利堅人” (Americans) 的概念, 聲稱北美大陸上, 不應當有新英格蘭人、紐約人等的區分, 我們所有人都是美利堅人。22既然“我們”都屬于“美利堅人”, “我們”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 那么“我們”要組建新的國家, 獨立建國的邏輯也就水到渠成。

                          前述三種途徑和手段經常是同步推進、交叉運用的, 凸顯的敵我意識來自某種主觀的差異體驗, 這種主觀的差異體驗不會憑空產生, 而必然要強調“我們”之于“他們”的特殊性, 對這種特殊性的強調也是主觀差異體驗的重要緣由, 而要凸顯“我們”, 鞏固“我們”的特殊性, “我們”則還需要統合于某個民族名稱之下。三種建構手段中, 除第三種手段比較中性之外, 其他兩種手段都可能走向極端, 但不能由此就完全排除其他兩種手段, 尤其是第一種手段。

                          “我們人民”是一種典型的民族主義修辭, 通過憲法保障并推動國家民族的建構。“民族主義總是在表達著一種價值和感情, 而這種價值和感情常常成為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而普遍存在, 并且成為各個民族國家不可通約、互相沖突的因素, 甚至成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沖突的心情。”23一個管理者剛加入某個團隊, 他可能要非常注意措辭, 總是使用“我們如何如何”而不是“你們要怎樣怎樣”, 以使自己快速地融入集體, 獲得團隊成員的肯認。究其原因, 就在于“我們”具有積極的心理暗示作用, 給予對方我們具有同樣的目標、利益與共同的追求的感覺, 此民族主義的建構策略被大多數國家吸納進憲法文本, 可大致概括為“我們人民”的憲法表達式, 旨在灌輸和培育一種共通的價值、情感乃至情緒。

                          我國憲法亦采取了此種民族主義的敘事策略,F行憲法序言開篇就莊嚴地宣稱,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 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不難發現, 此一敘事具有以下特點:一是強調中國的歷史延續性, 近現代中國從古代中國演化而來, 中國很早就是一個文明的國度;二是這個國度中的各族人民的共同性, 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傳統。三是通過“最悠久”“光輝燦爛”“光榮”等修飾詞語的運用, 將一種自豪的民族情感自然地嵌入其中, 這個民族當然就是中華民族。毫無疑問, 現行憲法第一自然段的敘事內容已經成為了我們的一般性知識和基本的情感。任何人要是挑戰此憲法敘事的內容, 我們可能都會責無旁貸馬上站出來與之辯駁。事實上, 不僅是中國, 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愛國主義教育都吸取了此種共同性和優越性的要素, 孩子們從小就被灌輸了一種國家民族意識, 鮮有例外。

                          三、國家民族的憲法意義

                          現代憲法關于國家民族存在兩種經典的表述方式, 作為一種普遍的憲法現象, 國家民族必然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對某一憲法現象, 憲法學不僅要探討該現象在現代憲法中的具體表現方式, 而且要探討該種現象出現之成因或者所具有之意義, 前者前文已有述及, 后者將在下文展開論述。

                          (一) 指明制憲權的主體及其范圍, 標識國家

                          長期以來, 關于什么是“憲法”, 學界有各種各樣的爭論, 其中一個頗為有力的看法是回歸英文“constitution”的原初含義, 強調憲法是一種組織法, 從而得出絕對君主專制時代也有憲法的結論。此種看法未免片面, 因為近代憲法誠然可以視為一種組織法, 但此種組織法卻以絕對君主時代所不具備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為其核心。

                          近代意義的憲法產生于絕對主義國家向民族國家演變的過程中, 乃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24在絕對主義國家時期, 主權在君, 絕對君主肉身與政治體高度合一, 其本身就是國家的象征, 起到了重要的國家統合作用。25而從絕對主義國家轉向民族國家之后, 主權也就由君主轉向了人民, 理論上如何確定國家的范圍和疆界就成了一個問題, 體現在憲法學上, 就是如何確定制憲權的主體及其范圍的問題。通俗而言, 憲法理論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 作為個體的分子式的人民絕大部分是互不認識的, 如何將他們歸置為一個整體, 并形成一個共同的意愿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傳統憲法理論認為, 現代國家是建立于社會契約論的基礎上, 憲法就是這個社會契約, 故先有憲法后有國家, 國家是人們訂立社會契約的產物。但是特定地域的人們則呈現出一種千變萬化的景象:性別、出身、信仰、膚色、血統等等都不盡相同, 要他們達成一致制定憲法組建國家實非易事。在這一過程中, 民族的概念得到了借用, 26因為特定的地域的人們具有某種共同性或共通性, 或者說是同質性, 形成了一個民族從而愿意并可能訂立社會契約。國家建立于民族基礎之上, 也就具有了合法性與現實性。一定范圍內同質的人們自發組建一個國家, 組建這個國家的國民既然是同質的, 當然也是平等的, 在此基礎上的社會契約論的假設才得以成立。如果強調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 至少不是抽象意義上的平等, 那么就無所謂社會契約。從這一點上, 可以說民族是對一定范圍內的俗世的個體進行抽象性的統合。由此, 民族也就具有了指明制憲權主體及其范圍的意義。

                          關于民族是制憲權的主體的論點, 法國思想家西耶斯和德國憲法學家施米特均有論述。西耶斯認為, 民族是制憲權的主體, 國家的一切權力源于民族。27施米特則認為, 民族比人民作為制憲權的主體更為精確, 也更不容易引起誤解, 因為民族將人民描述成為擁有政治行動能力的統一體, 具有政治自覺, 如果一個國家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之上, 而人民又擁有基于這種民族統一體的政治自覺的政治存在意志, 那么就完全可以將這種意志視為一切憲法的權威根據。28

                          民族指明了制憲權主體, 限定了行使制憲權的主體范圍, 也就具有了標識國家的作用。一方面, 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各自的特殊性彼此相區別, 此種特殊性可以是特定的地域、特定的人群、特定的語言以及特定的文化心理等, 從而使得某一民族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另一方面, 此特殊性對民族內部成員而言又是共同性, 這種共同性使得特定的人民被抽象化為同質性的人民, 民族中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 地位與階層的劃分就不再重要了。29所有“人民”就是一個“民族”, 我們”因此制憲成立國家。而憲法的頒行, 國家的成立, 又確認和鞏固了此種特殊性, 并形成了國家民族間不同的邊界。“在和其他國家的關系上, 每一個國家都要標明什么是‘我們’, 即‘我們’這個共同體的特殊性, 以此與‘他們’劃清界限……把‘我們’和‘他們’分開的有效方法是民族國家, 而在個體的國際交往中是民族身份, 30國家民族也就具有標識國家的意義。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的“美利堅”“法蘭西”“德意志”“中華”無一不是表達國家民族的意義, 并以此在國家名稱上區別于其他國家。憲法對國家民族的肯認, 就是在世界交往中, 明確宣稱“我們國家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我們是誰”的問題。31或許正是因為國家民族的此一意義, 英文nation才同時具有國家的含義, 可以直接指向某個具體的國家。

                          (二) 促進國民統合, 維護國家統一

                          所謂國民統合, 就是將不同種族、性別、年齡、出身、宗教信仰等不同地域的人們統合成為一個國家, 不同的個體由此轉化為國家的國民,F代國家的成立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現象, 是各種主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國家成立后, 不能無視各種分離、獨立等消極因素的存在, 對那些不認同甚至反對國家的人, 國家需要做說服乃至鎮壓的工作, 并用一種統合性的觀念將全國人民統合起來, 這就要推進國家民族的建構和認同。國家民族促進國民統合的作用首先表現在, 共同的民族名稱或概念對成員心理的刻畫作用。正如一個人要有一個姓名, 從此他的對外交往都以這個姓名進行, 一個團隊要有一個團隊名稱, 在與其他團隊競爭中, 也就有了我們屬于某一個團隊的意識, 共同的民族名稱能夠建構出一個“我們”的心理意識。其次是國家民族的建構能夠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F代國家是“一個能夠成功地宣稱在一個既定的領土內具有合法使用物質暴力壟斷權的人類共同體”, 32國家的政治權力與文化必須相互扶持共同發展, 政治權力力求確立其統治疆域, 以及塑造其內部文化的同質性, 而這種同質性的文化的持續推動又為政治權力提供正當性基礎。也就是說, 國家民族建構的實質是通過一套文化滲透整個社會, 為社會的成員所共享, 繼而塑造出政治與文化的認同, 因而國家民族是一種全體國民“共享的認同”, 是一種統合性的觀念, 具有統合性的意義。

                          國家民族的此種統合功能亦為事實所證實。英國1688年光榮革命后, 形成了英吉利民族, 英國民族國家形成了;法國在1789年大革命開始后構建了法蘭西民族, 形成了法蘭西民族國家;德國1871年取得了普法戰爭的勝利, 形成了德意志民族;美國于1776年發布《獨立宣言》后形成了美利堅民族。表現在憲法上, 除英國外, 美國以美利堅民族統合之, 法國以法蘭西民族統合之, 德國以德意志民族統合之。33而英國卻由于未能建構統合其國內各民族的超民族認同, 300年來民族沖突不斷, 并終于2014年9月爆發蘇格蘭獨立的憲法危機。

                          憲法對國家民族的規定, 將國民對于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轉化為實在的規范形式, 進而將世俗的個人從現實社會中剝離出來, 化身為體現平等的擁有個體權利的國民, 憲法經此亦成了國民認同國家的外在表征, 實質是以憲法的思維和方式保障并推動國民統合。

                          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是國家民族促進國民統合功能的自然延伸。1787年, 美國聯邦黨人就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聯合 (union) 對于美利堅人民的重要性:為人民提供最大安全, 抵御來自國外的危險, 建立最佳防御, 發展商業, 增加稅收, 打擊走私, 節約政府開支等。而如果聯邦解體, 那么美利堅人民將會陷入四分五裂、和平與戰爭的循環之中, 他們甚至近乎詛咒道, “一個民族或一個家庭, 處于分離狀態, 必遭厄運。”34而聯合或者統合, 正是國家民族的應有之義。

                          從另一角度來說, 反對和抑制民族分裂是國家民族重要的憲法功能。民族分離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根據就是民族自決理論。民族自決理論在世界各弱小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解放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 具有積極的進步意義, 但又是世界各國社會動蕩的思想根源之一。享有自決權的只能是國家民族, 而不應該是地域性或內部性的民族主義訴求。正如哈貝馬斯所言, “國家屬民身份所規范的是個人從屬于一個作為國家的民族 (Staatsvolk) , 作為國家的民族 (即國家民族) 的存在是受到國際法的承認的。不論國家權力的內部組織是什么, 對成員身份的定義連同國家轄區的領土確定, 起的是從社會方面來確定國家之間界限的作用。”35而如果跳出國家的框架之后, 民族就變得難以理解, 它似乎就變成了放任自流的東西, 幾乎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于民族的不同看法, 共識就難以達成, 一個群體不管人口多少、歷史背景和現實狀況如何, 都以“民族”名義要求“自決”建立自己的國家, 這無論如何都是不切實際的事情, 而一個社會缺乏最起碼的共識, 一個國家失卻了其最基本的底線, 混亂與暴力也就產生了。

                          職是之故, 有必要溯本清源, 多民族國家應該區分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 否則民族自決權就是潛在的威脅。所謂的民族自決和民族主權, 都是在國家民族的層面展開的。只有國家民族才擁有民族主權, 由此就排斥和否定了國家內部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自決權要求, 而將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權利訴求轉化為國家統一下的民族平等、地域平等與國民平等問題, 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問題, 從而有效地抑制和反對分裂。

                          (三) “國家民族”之于中國憲法 (學) 的特殊意義

                          探討“國家民族”在憲法中的意義, 首先是區分憲法中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的需要。如本文開篇所述, 現行憲法主要在兩個層面上使用了“民族”一詞, 作為憲法概念的民族仍然具有兩層次性。如果不對憲法中的“民族”概念作出明確的區分, 放任語詞的同一而產生的概念的同一的潛意識, 在民族政策調整、和諧民族關系構建等方面就會產生一些新的現實性問題, 在應對民族分離主義、推動國家建構進程中就會產生各種矛盾和猶疑。

                          對于兩個層次的“民族”概念不分、交叉混用所帶來的危害, 學者們通常是與民族主義聯系起來加以闡述的。民族主義是現代社會的三大思潮之一, 具有強勁而旺盛的生命力, 但它同時兼具建設性和破壞力兩重屬性。如果“民族”同時指向少數民族這一種概念 (concept of species) , 與“中華民族”這一屬概念 (concept of genus) , 而不對它們的內涵加以區分, 此種語義上的重疊會造成一個相互矛盾的現象, 即我們在提倡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 強調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利益和地位時, “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反過來又會使少數民族的分離主義傾向, 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下獲得“合法性。”36

                          我國憲法并沒有完全排除民族主義的滲入, 而是采取規制的立場和態度。憲法序言開篇強調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和革命傳統, 回顧近代以來中國艱難奮斗的歷史, 向世界宣示近代中國取得的成就, 明顯采用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敘事手法;宣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與世界人民的支持、中國的前途是與世界的前途緊密聯系, 以及中國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立場, 這些都表明中國所倡導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和平主義的民族主義。同時, 現行憲法明確地排除了兩種民族主義, 即反對大民族主義, 主要是大漢族主義, 以及地方民族主義。綜合我國憲法對民族主義的態度, 可以發現我國憲法提倡的是國家民族的民族主義, 即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 而不是具有分離傾向的民族主義, 如新疆三股勢力所鼓吹的分裂主義和“香港民族論”的分離主義。而憲法規制民族主義的前提就是區分不同層次的民族, “國家民族”的引入有助于實現憲法對民族主義的規制, 從而回答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民族主義, 需要排除什么樣的民族主義問題。

                          其次是中華民族相對于其他國家民族的特殊優越性。綜觀世界各國憲法, 憲法上對國家民族的確立主要有這么幾種來源:一是將一個國家的主體民族確立為國家民族, 比如法蘭西民族, 法蘭西民族是法國的主體民族, 同時也是國家民族;再比如俄羅斯民族是俄羅斯聯邦的主體民族, 同時也是俄聯邦的國家民族;二是在國內各民族的基礎上又形成了超民族性質的國家民族, 如我國的中華民族;三是在近代新興國家, 人口極度多元, 很難說存在哪個內部民族, 但是全國人民卻又認可和接受同一的制度體系, 從而形成一個整體性的國家民族, 這以美國為其代表。我國的國家民族中華民族與各民族的一體多元的關系, 既有對統合性的強調, 也充分尊重并顧及多樣性和特殊性, 具有一種“和而不同”的文化底蘊, 國家民族概念的引入在我國具有相應的經驗積累以及傳統的哲學根基。

                          再次是中華民族完全統一的歷史使命尚未完成。統一是一國之核心利益, 憲法是統一的標志。我國臺灣問題尚未解決、兩岸統一任務尚存, 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任重而道遠。當此之時, 我國的國家民族中華民族的統合功能更應引起重視。德國的國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建構與戰后兩德統一的內在關聯, 可資借鑒。20世紀末葉, 蘇聯解體、東歐劇變, 許多國家陷入分裂、內戰的泥潭, 而德國在分裂45年之后迅速實現了和平統一。德國的重歸一統與德意志民族作為國家民族的成功建構不無關系。1862年, 俾斯麥獲任首相后于1871年建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 同年頒布的《德意志帝國憲法》憲法序言規定:“德意志國民團結其種族, 一德一心共期改造邦家, 永存于自由正義之境, 維持國內國外之和平, 促進社會之進化, 爰制茲憲法”。俾斯麥帝國憲法對國家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明確規定和強調, 有力地推動了德意志民族的認同, 從而為兩德迅速和平統一做了鋪墊。同樣, 作為中國國家民族的“中華民族”也是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寶貴的憲法資源, 具有超越意識形態的統合功能, 強大的中華文化終將使中華民族再次走向“大一統”。

                          四、結論:應將“國家民族”確立為一個重要的憲法學范疇

                          法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自身的自足性, 但是這種自足性并不妨礙吸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 有時為了緊隨時代的步伐, 法學不僅可能而且應該對其他學科的最新發展做出積極的回應, 具有主觀性、體現強烈政治色彩的憲法學更是如此。就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系而言, 憲法學無疑與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的關系較為密切, 憲法學研究也應當顧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 尤其是政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的最新研究成果。

                          國家民族是憲法學研究的重要對象。前文論述的現代憲法中有關國家民族的兩種經典表達方式, 可以概括為直接表述方式與間接表述方式, 前者指將國家民族直接寫入憲法, 后者則表現為“我們人民”的表達式。作為一個普遍的憲法現象, 國家民族具有指明制憲權的主體和范圍, 標識國家, 以及促進國民統合, 維護國家統一的憲法意義。就我國憲法而言, 國家民族有助于區分憲法中不同層次的民族概念, 作為我國國家民族的中華民族相對于其他的國家民族具有優越性, 是推動國家完全統一的寶貴的憲法資源。為此, 應將“國家民族”概念引入憲法學研究領域, 明確確立為一個重要的憲法學范疇。

                          當然, 作為國家民族概念的積極引入者, 本文有必要對憲法學這一新的概念下一個參考性的定義。所謂國家民族, 是指為憲法所明確肯認或隱含于憲法文本, 指向制憲權主體及范圍, 體現國民的身份歸屬, 為憲法所保障和推動的人們共同體。這個定義具有以下方面的內容:其一, 國家民族是憲法確認和肯定的民族。也就是說, 它是具有國家形態并制定憲法予以保障的政治實體;從而與那些宣稱自己具有民族主權尚未建立起國家的民族區分開來, 也與一國之內具有一定自治權利和領地的民族區分開來。其二, 國家民族是回答具有制憲權的“我們人民是誰”的民族, 具有制憲權的人民對之具有強烈的身份歸屬從而自愿訂立契約組建國家, 共同生活。其三, 國家民族是憲法所保障和推動的人們共同體, 國家民族具有標識國家、促進國民統合、維護國家統一的功能, 直接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 故而為國家強權所保護和積極推動。最后, 一般而言, 國家民族兼具建構性與內生性, 不同國家各有側重, 具有深厚的、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漫長的國家傳統的國家, 國家民族內生性較強, 相反, 歷史文化傳統短暫的國家則建構性突出。憲法學比較強調國家民族的建構性, 但這里的建構不是整合而是統合, 不是整合主義而是統合主義, 它不是主體民族去同化少數民族, 不是一味追求國家成員的同質化, 而是將不同內部民族、種族、區域的人民統合為一個國家民族。正如德國學者多爾曼 (Dahlmann) 所言, “人類或許擁有比國家更多的民族, 但是并不存在沒有國家的民族”, “現代民族國家不可能完全消除對立, 將民族文化平均化, 而只能在一種確定的根本價值觀、彼此容忍以及承認區別與多樣性的基礎上達成統一。這是一種民族生存歲月中的上帝和平”。37國家民族是對統一國家內部多樣性的肯定和保護, 是承認、肯定和保護多樣性的統一, 這也是憲法統合作用發揮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因素。

                          注釋

                          1筆者注意到, 西北政法大學的常安教授已經在著作中正式使用了“國家民族”一詞, 或考慮到該詞在憲法學領域的陌生性, 出于謹慎, 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蜻蜓點水式的的使用。參見常安:《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憲制變遷》,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 第247頁。
                          2黃現璠:《試論西方“民族”術語的起源、演變和異同 (一) 》, 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周平:《民族國家與國族建設》, 載《政治學研究》2010年第3期。
                          3法政學者仍經常使用該詞, 如許章潤:《民族國家:雙重規訓與政治成熟---一個主要基于近代中國語境的自由民族主義共和法權解釋》, 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6期。
                          4寧騷:《民族與國家》,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第5頁。
                          5關于“國族”概念的梳理與辨析, 可參見夏引業:《“國族”概念辨析》, 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1期。
                          6吳叡人:《認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體〉導讀》, 載[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吳叡人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導讀第18頁。
                          7葉江:《當代西方的兩種民族理論---兼評安東尼·史密斯的民族 (nation) 理論》, 載《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8孫中山本人早在20世紀初就曾把所有中國人稱為一個民族, 他說, “中國人的本性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參見《孫中山選集》, 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67頁。
                          9關于英文people與nation在近代的合流, 即人民與民族的匯合, 下文將有論及。
                          10對主要國家憲法序言有關“我們人民”的憲法表述方式的詳細整理, 參見夏引業:《“中華民族”入憲與統一之國家觀念建構》, 載《金陵法律評論》2014年第1期。
                          11[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 李金梅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頁。
                          12黃現璠:《試論西方“民族”術語的起源、演變和異同 (一) 》, 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13[美]里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 王春華、祖國霞等譯, 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第1-10頁;[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第18頁。
                          14黃現璠:《試論西方“民族”術語的起源、演變和異同 (七) 》, 載《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7期。
                          15轉引自[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 李金梅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18頁。
                          16同前引[14]。
                          17汪慶華:《憲法與人民---從布魯斯·阿克曼〈我們人民:奠基〉談起》, 載《政法論壇》2005年第6期;李劍鳴:《“人民”的定義與美國早期的國家構建》, 載《歷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8Robert Livingston, “Speech in New York ratifying convention”, June 19, 1788, Elliot, ed., The Debates of the Several State Conventions, vol.II, pp.209-210.
                          19房寧、王炳權:《民族主義思潮》,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16頁。
                          20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載《梁任公近著 (第一輯) 》 (下卷) , 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 第43頁。
                          2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吳叡人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第5頁。
                          22轉引自羅伊德·克雷默:《歷史敘述和民族主義的意義》, 邱文平譯, 載陳垣主編:《歷史與當下》 (第2輯) , 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 第19頁。
                          23何順果:《美國史通論》, 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 第41頁。
                          24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中華書局2011年版, 第192頁。
                          25潘偉杰:《憲法的理念與制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88-89頁。
                          26[德]恩斯特·康托洛維茨:《國王的兩個身體》, 徐震宇譯,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27[德]尤爾根·哈貝馬斯:《歐洲民族國家---關于主權和公民資格的過去與未來》, 載《包容他者》, 曹衛東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第131頁。
                          28[法]西耶斯:《論特權·第三等級是什么?》, 馮棠譯, 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第59頁。
                          29[德]卡爾·施米特:《憲法學說》 (修訂譯本) , 劉鋒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第121、142頁。
                          30[英]里亞·格林菲爾德:《民族主義:走向現代的五條道路》, 王春華等譯, 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 導言第6頁。
                          31徐迅:《民族主義》,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58頁。
                          32從這個意義上說, 2018年的“中華民族”入憲, 是在對外宣稱中國是一個中華民族國家。
                          33Max.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903.
                          34夏引業:《“中華民族”入憲與統一之國家觀念建構》, 載《金陵法律評論》2014年第1期。
                          35See Jay et al.,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3, p.44.
                          36[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 (修訂譯本) , 童世駿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 第659頁。
                          37蕭功秦:《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與前景》, 載李世濤主編:《知識分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 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第480頁。
                          38轉引自[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 孟鐘捷譯, 上海三聯書店2007年版, 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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