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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相關問題探討

                        時間:2019-07-13 14:23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相關問題探討的文章,為規范偵查權行使, 各國都設置了專門的監督制約機制。檢察制度自誕生起即與限制偵查權緊密相連, “以一受嚴格法律訓練及法律拘束之公正客觀的官署, 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 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

                          摘    要: 偵查活動監督是防范偵查權濫用, 推進嚴格公正司法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 司法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人民群眾的法治期待、人權保障的時代要求、偵查辦案的發展變化都對強化偵查權監督制約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強和改進偵查活動監督, 確保偵查權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是檢察機關面臨的重要課題。當下, 應在遵循偵查活動監督基本原理和原則的基礎上, 進一步拓展監督途徑, 強化監督手段, 完善監督方式, 優化監督模式, 從而全面提升偵查活動監督質效。

                          關鍵詞: 偵查活動; 法律監督; 強制性措施; 調查核實; 保障人權;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arrangement for preventing investigation abuse and pushing forward strict and fair justice.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le of law, the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cisions and arrangements of the judicial reform, the legal expectation of the citizens, the request of human rights of the tim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and ensuring investigation's legality is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the procuratorate is facing. Currently, we should abide by the fundamental doctrines and principles of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expand supervision means, strengthen supervision effect, improve supervision methods and optimize supervision model. The quality of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increased.

                          Keyword: Investigation Activity; Legal Supervision; Compulsory Measures; Investigate and Verify; Human Right Protection;

                          引言

                          為規范偵查權行使, 各國都設置了專門的監督制約機制。檢察制度自誕生起即與限制偵查權緊密相連, “以一受嚴格法律訓練及法律拘束之公正客觀的官署, 控制警察活動的合法性, 擺脫警察國家的夢魘。”1在我國, 檢察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督是對刑事偵查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的專門法律監督, 旨在發現和糾正偵查違法行為, 是區別于刑事立案監督、審查逮捕的狹義的偵查監督?梢哉f, 刑事訴訟程序中偵查權所及之處, 均應有監督。我國的偵查活動監督制度與域外偵查權控制模式在遏制偵查恣意、保障公民權利、維護公平正義等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 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2在刑事訴訟中, 偵查環節對于搜集證據、指控犯罪至關重要, 是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矛盾沖突的交匯點。偵查權的強制性最高, 對公民權利的影響也最大。遍觀刑事司法史, 刑事訴訟結果不公往往根源于錯誤的偵查, 程序不公也集中體現為偵查權的擅斷與濫權。刑事訴訟的法治化, 首先是偵查的法治化。規范偵查活動, 控制偵查權, 對于公平正義的實現至關重要。

                          偵查活動監督是防范偵查權濫用, 推進嚴格公正司法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法治中國建設穩步推進的具體體現。但是, 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 因刑訊逼供、暴力取證、非法取證導致的錯案仍未杜絕, 刑事偵查不規范導致的負面輿情事件時有發生, 損害了司法公信, 影響了司法權威。偵查違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監督缺位。這固然與長期以來注重犯罪控制的社會價值取向、配合有余監督不足的理念偏差、流水線式的訴訟構造等因素有關, 但監督制度自身的問題也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是監督滯后情況突出。一些在偵查階段結案的刑事案件、封閉實施的偵查行為未納入監督范圍;大多數監督發生在偵查行為結束甚至偵查階段終結后, 時效性不強。二是監督程序不規范。三是監督手段單一。檢察建議、糾正違法強制性不夠。四是監督工作與信息化社會、大數據時代不相適應。

                        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相關問題探討

                          進入新時代, 偵查活動監督不僅要解決固有問題, 還應當面對新形勢。一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對監督質效提出了更高要求。法治中國承載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隨著公眾程序觀念、權利意識的提升, 社會對偵查違法的關注度不斷提高, 對公平、正義、安全的需求日益增長, 確保偵查活動依法進行是法治“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 檢察機關應著力解決監督不力、制約不夠的問題。二是司法體制改革給偵查活動監督提出了新的任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3等多項改革內容直指偵查權監督制約。豐富監督途徑、優化監督模式、強化監督手段, 是檢察機關需要研究的新課題。三是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更加需要檢察機關當好“法律守護人”。加強人權司法保障的要求, 決定了偵查活動監督必須在救濟權利、制裁違法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讓訴訟中的法定權利變為實有權利。四是偵查體制機制新特點倒逼監督轉型發展。隨著偵查機關治安管理與刑事偵查職能深度整合, 偵查權下移, 偵查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大數據、警務云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偵查科技化水平提升, 偵查活動監督的時空場域、對接機制深刻變化。在新形勢下, 加強和改進偵查活動監督, 確保偵查權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是檢察機關面臨的時代性課題。

                          一、偵查活動監督的基本原理與原則

                          偵查活動監督體系是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體系的組成部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體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 更是偵查活動監督體系、機制完善的根本遵循。要從我國的法律傳統、法律文化等基本國情出發, 借鑒國外有益經驗, 完善偵查活動監督制度。

                          (一) 偵查活動監督的基本原理

                          1. 關于權力制約

                          權力不受約束, 就會如脫韁野馬失去控制, 蛻變為“絕對的權力”, 導致“絕對的腐敗”。4刑事偵查權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的, 以限制或剝奪公民人身自由和財產為主要內容的國家權力, 包括拘留、逮捕、搜查、扣押、通緝等直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財產的諸多偵查手段, 可以說是“最危險的權力”。偵查權一旦不受約束, 當可以隨意逮捕、任意搜查、強行扣押時, 國家必將面臨警察國家的危險。所以, 加強對偵查權的監督制約, 是遏制權力擴張本性的必然要求。偵查權內部控制, 是約束權力的第一道防線。然而, 審批式的內部控制更側重于上級對下級的統御, 權力約束效應有限。強化審批、權柄上移還可能產生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的負面效果, 而一旦審批流于形式, 偵查的合法性便全靠偵查人員的道德自律。“如果人都是天使, 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 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5道德完人的稀缺性決定了建立在個人良知之上的柔性約束往往難以奏效, 也不符合現代法治的要求。人性并不可靠, 制度可能失靈, 偵查權的內部控制, 并不足以遏制權力濫用。“如果人和制度不靈了呢?那就要去監督, 保證制度是剛性的、是真正的籠子, 保證人在制度規范下行動。”6強化對偵查權的外部監督, 是實現有效制約的理性選擇。檢察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督就是對偵查權力監督制約的中國模式。

                          2. 關于國家治理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7法治的本質是規則之治, 以規則設定行為導向與懲戒標準, 讓合法與違法有清晰的界限, 使人們對未來有穩定預期和行為指引, 人民的生活才更有尊嚴和保障, 這是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基。國家的法治化, 基本要求是刑事訴訟的法治化;刑事訴訟的法治化, 首先是偵查的法治化。刑事偵查權是國家內政權力中最具強制力的權力之一, 真正正視對偵查權的監督約束是國家權力自我克制的體現, 是法治國家發展程度的試金石。根據我國政治體制特點, 由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對包括偵查程序在內的訴訟過程進行法律監督, 監督偵查權在訴訟活動中的依法行使, 這是一種科學的制度設計。偵查活動監督的目的即是監督偵查權合法運行、遏制權力恣意、保障訴訟參與人的人權, 是在偵查程序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3. 關于人權保障

                          我國已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 作為基本原則加以確立。在刑事訴訟中, 保障人權就是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保障有罪的人經人道合法的程序判處刑罰, 保障訴訟參與人享有合法的訴訟權利。人權, 從一個高高在上的人類理想走下神壇, 成為人之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后, 才走入了刑事司法的視野, 才得以受到刑事法律的保護。當代人權理論的創始人、英國哲學家米爾恩指出, 現代人權理論包括生命權、公平對待的公正權、獲得幫助權、不受專橫干涉這一消極意義上的自由權、被誠實對待權、禮貌權以及兒童受照顧權等基本權利。8偵查權針對的正是人的自由權、公正權、獲得幫助權以及財產權和隱私權等人權體系中最基礎的權利。對偵查權的放任就是對基本人權的漠視, 這種漠視將摧毀人們對法治的信仰。保障人權是憲法對公民的莊嚴承諾, 監督偵查權力依法行使就是對人權最底線的保障。

                          4. 關于正當程序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9正當程序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國家在剝奪或者限制公民、法人的權利時, 必須經過正當合理的法律程序, 否則就不得作出此類決定”。10一方面, 正當程序是實體公正的保障。在追求實體公正的過程中, 任何看似“捷徑”的偵查行為, 因為違反了正當法律程序, 不僅偏離了公正的程序軌道, 實質上也很可能已經走向了實體公正的對立面。媒體曝光的諸多冤假錯案, 無不是在違反正當程序的情況下喪失實體公正的。另一方面, 程序的形式正當性可以滿足人們對公正的獲得感。正義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此外, “可見的”法律程序因其規制權力的合法運行, 這種形式的正當還可以化解當事者的不滿、平息輿論的質疑、增強司法的權威性。遵守正當法律程序, 是司法公正對偵查權運行的基本要求, 偵查監督就是保證實現這一基本要求的外部機制。

                          (二) 偵查活動監督原則

                          1. 監督法定原則

                          監督法定原則是程序法定原則在監督中的具體體現。監督法定, “是指檢察機關在進行訴訟監督時, 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在法律規定的職權范圍內進行, 不能超越法律的規定”。11我國《憲法》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缎淌略V訟法》進一步規定, “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一方面, 檢察機關應當嚴格依照法律的授權和法律規定的程序開展偵查活動監督, 準確認定偵查違法事實, 恪守監督的法定條件, 規范開展監督工作, 防止濫用監督權。另一方面, 應當嚴格依法主動監督。凡是法律要求檢察機關監督的, 檢察機關就應當監督, 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實現防止濫權、保障人權的監督目的。

                          2. 監督比例原則

                          偵查活動監督中的比例原則是指, 偵查監督方式的選擇必須與偵查行為的違法程度相適應, 并控制在必要限度內。監督比例原則體現的是一種“有節制”的權力觀, 即把握好權力行使的邊界和尺度。在監督范圍上, 不能把觸角延伸到不該監督不能監督的領域, 不能盲目追求監督范圍的寬泛。實踐中存在將消極取證、訊問力度不夠、偵查思路偏差等作為偵查違法事項予以糾正的情況, 這是對監督范圍的誤解。對于未使用強制手段、不侵害相對人基本權利的任意偵查行為以及偵查策略選擇, 不應屬于監督范圍。在監督方式上, 要區分偵查行為的違法程度和強制程度, 在多層次、多種類、剛柔并濟的監督方式中, 選擇與之相應的、最低限度的監督方式, 不能簡單地不加區分地適用最嚴厲的監督方式。這既是權力的自我克制, 也是保障偵查合法有序進行和實現打擊犯罪訴訟目的的要求。

                          3. 監督有效原則

                          監督有效原則是針對監督的效果而言, 通過監督, 使偵查機關接受監督意見, 使違法偵查行為得到糾正, 使偵查違法后果得到改正或消除, 保障相對人合法權利, 就達到了監督的目的。貫徹監督有效原則, 一是樹立雙贏的監督理念。這是對監督方式方法的要求, 監督者要站在提升偵查法治化水平和保障訴訟順利進行的視角, 探索偵查機關能接受愿接受的監督方式, 在監督手段上靈活運用、剛柔并濟, 既敢于監督, 更善于監督, 充分展現監督智慧, 實現監督的雙贏。二是提升監督品質。監督方式得當, 監督意見精準, 是偵查機關主動接受監督、信服監督的基礎, 也是監督權威的前提。三是增強監督剛性。“無救濟即無權利, 無后果即無監督”, 通過監督行為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 是監督意見發揮效力的重要方式。具體而言, 一方面要豐富剛性的監督手段, 如排除非法證據、宣告偵查行為無效、提出違法人員處分建議等;另一方面要強化既有監督手段的剛性, 如檢察建議無正當理由應被采納、糾正意見落實情況應當反饋、向社會公開監督事項等等。

                          二、偵查活動監督的途徑

                          偵查活動監督途徑, 是指偵查活動監督的路徑與切入點。傳統偵查活動監督途徑, 主要是通過在審查逮捕和審查起訴中發現監督線索, 開展監督活動。通過這一途徑, 固然為發現和糾正偵查違法行為提供了依托, 但路徑的單一, 也使偵查活動監督存在監督范圍窄、監督滯后等問題。這就需要在傳統途徑之外, 進一步拓展偵查活動監督的途徑, 拓寬知情渠道, 前移監督時間。從時間空間、線上線下多維度拓展監督途徑, 提升監督的及時性、全面性、有效性。

                          (一) 在時間上拓展:提前介入

                          1. 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下“提前介入”的必要性

                          以審判為中心, 就是以庭審為中心;以庭審為中心, 實質是以證據為中心。所以說, 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就是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確立“證據裁判規則”。我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中的功能、作用決定其必須增強審前主導能力和主動監督作用。“檢察機關對偵查的監督為法治所需要, 這種監督必須加強, 尤其強調其落在實處而不是空懸于法律”。12監督途徑單一導致監督來源受限, 監督的路徑向前延伸是必然方向。“在案件正式移送起訴前介入偵查程序, 幾乎是各國通例。”13以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為代表的“檢警一體”模式下, “檢察官有權指揮刑事警察進行對案件的偵查, 警察機關在理論上只被看作是檢察機關的輔助機關, 無權對案件作出實體性處理”。14以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為代表的“檢警分立”模式下, 雖然檢察機關和警察機構不存在隸屬關系, 但檢察官對警察偵查取證活動的指導參與作用是不容忽略的。15可見, 無論哪種模式, 為有效制約偵查權, 防止偵查權濫用, 檢察機關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到偵查中, 引導和監督偵查活動依法進行, 都是其基本職責所在。

                          提前介入, 主要是指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正式移送批捕和起訴前, 由檢察機關及時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 引導其偵查取證, 并對偵查活動是否違反法定程序、是否符合訴訟要求、是否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權利進行法律監督。提前介入性質上屬于檢察權引導、監督偵查權的一種方式, 通過引導, “就具體案件中證據的采納標準和采信標準向偵查人員提供指導性意見, 特別是就證據的合法性和證明的充分性提供指導性意見, 可以提高辦案的質量, 防止偵查工作步入違法的誤區或者把案件做成‘夾生飯’”。16通過“提前介入”途徑, 檢察機關發揮引導和監督作用, 預防偵查活動違法, 并對已經發生的偵查違法行為及時予以監督糾正。

                          2. 提前介入的價值

                          一是引導偵查取證。在偵查活動開展的早期階段, 對偵查活動的方向和重點提出建議, 對定罪證據之外的量刑證據、有罪證據之外的無罪證據等容易被忽視的方面予以提示, 對取證程序的合法性、規范性予以引導, 對已獲取的證據材料從證明力上予以分析, 并有針對性地提出補充、完善意見, 確保證據的確實、充分與合法。

                          二是引導準確定性。在提前介入過程中, 對疑難復雜案件進行會商研究, 發揮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適用法律、把握刑事司法政策方面的作用, 引導公安機關對案件作出準確定性。

                          三是監督糾正偵查活動違法。通過提前介入, 能夠比較及時、全面地了解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開展情況, 發現偵查活動違法, 并能夠第一時間監督糾正, 實現對偵查活動違法行為的早發現、早處理。偵查違法行為越早得到糾正, 越能保障案件質量, 避免案件“帶病”進入下一訴訟程序。

                          3. 提前介入的定位

                          從檢警關系層面考察, 提前介入旨在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予以引導、規范和監督, 既有配合, 又有制約, 兩者不可偏廢。一味配合忽略監督, 抑或只顧監督罔顧配合, 均有失偏頗。正確理解和定位提前介入, 需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1) 提前介入不能與檢察官客觀義務相沖突。檢察官客觀義務指“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不是一方當事人, 檢察官對無論有利還是不利被告的情況都要注意, 檢察官與法官都是客觀法律準則和實現真實正義的忠實公仆。不僅要勿縱, 還要勿枉”。17其核心要義是:堅持客觀立場、忠于事實真相、實現司法公正。18檢察官應謹記自己的客觀義務, 重視無罪、罪輕的證據收集, 重視自身的監督職能, 切忌將自己擺在單純追訴的立場。

                          (2) 提前介入要避免干擾公安機關偵查權合法行使。“提前介入”中的“介入”不是“干預”, 強調檢察官在職責范圍內參與到偵查活動中去, 發揮相應作用。提前介入是引導偵查, 而非指揮、領導偵查, 要秉持“參與但不干預、參謀而不代替”的基本原則。在介入過程中對案件發表的意見具有建議性質, 作為公安機關偵查工作中的參考意見。通過科學合理的建議, 引導、促使偵查機關合法、科學辦案。

                          (3) 提前介入應避免“綁架”逮捕、起訴職能。要建立提前介入與后續逮捕、起訴的遮斷機制, 防止先入為主, 防止影響后續批捕起訴的獨立判斷。由提前介入, 到審查逮捕, 再到審查起訴, 主體同一并不意味著前手必然綁架后手。前后認識的變與不變取決于所處訴訟階段的證據、事實情況。制度設計上, 需要進一步明確三者之間內在各自不同的任務、操作規范, 強化司法責任制的約束, 避免因提前介入而背負“不得不捕”、“不得不訴”的負擔。

                          4. 提前介入的構建

                          提前介入的類型。分為依職權介入和依申請介入。依職權介入是檢察機關在公安機關未提出申請的情況下, 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 主動介入引導偵查工作。依申請介入, 指檢察機關應公安機關申請予以介入。

                          (1) 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圍。法律將提前介入的范圍規定為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具體而言, 可以包括:證據標準高、易發生違法取證的命案;涉案人數多、組織性強、危及國家社會安全穩定的暴恐、黑惡案件;專業性強、法律適用難以把握的金融證券、知識產權、非法集資類新型復雜案件;社會關注度高、容易快速發酵傳播的網絡輿情案件, 等等。19對于依偵查機關申請介入的案件, 可以不受上述范圍限制。

                          (2) 提前介入的時間。對于重大疑難復雜案件, 可在知悉后第一時間介入, 不受公安機關是否立案的限制。這樣有利于介入更加及時, 特別是社會輿論高度關注的重大敏感案件, 越早介入, 越能夠及時發揮執法司法合力, 更好地回應社會關切。

                          (3) 提前介入的方式。檢察官可根據需要, “參與公安的現場勘查、調查取證、訊問被告、討論案件”20等偵查活動。這既是法律規定“參與其他偵查活動”的應有之義, 也是進行有效引導、監督的必要手段。

                          (二) 在空間上拓展:對公安派出所偵查的監督

                          偵查工作開展到哪里, 監督工作就應當延伸到哪里。隨著公安偵查體制機制改革的深入, 公安派出所在承擔原有社會治安管理職能之外, 在刑事偵查中的職能作用越來越凸顯。強化對公安派出所偵查的監督, 已經成為完善偵查監督職能的一個重要方面。

                          1. 對公安派出所偵查監督的現實必要性

                          近年來, 隨著公安警力下沉, 派出所辦理刑事案件的數量不斷上升, 一些地方辦理的刑事案件數占當地辦案總數的70%以上, 有的甚至超過80%。21此外, 派出所除辦理盜竊、故意傷害等“輕罪”案件外, 有些地方派出所也辦理毒品、故意殺人等“重罪”案件。從履行監督職能出發, 從強化重大、復雜案件偵查監督角度考慮, 都需要對公安派出所偵查活動予以監督。這里強調一個觀點:對派出所偵查活動進行監督, 是伴隨著派出所承擔偵查職能而產生的。如果派出所不承擔刑事案件偵查, 這種監督則沒有必要了。

                          2. 對公安派出所偵查監督的探索與實踐

                          為履行對派出所偵查活動監督職責, 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5年至2016年在山西、吉林、江蘇等10個省1064個基層檢察院開展公安派出所偵查監督工作試點, 8370個公安派出所參與其中。試點期間, 檢察機關對違法偵查活動提出糾正意見15162件次, 派出所刑事案件質量普遍得到提高, 不捕率明顯下降, 捕后撤案明顯減少, 捕后作無罪處理明顯減少, 監督效果顯現。22

                          3. 對派出所偵查監督的理念更新

                          檢察機關對派出所偵查的監督, 要從簡單糾錯向雙贏轉變。單純為糾錯而監督的理念已難以適應新時代檢察工作的更高要求, 監督的最終目的和意義在于使偵查機關提高偵查活動質量, 既有效打擊犯罪, 又切實保障人權。因此, 要把確保證據合法性、提升指控犯罪的效果作為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督的主要工作目標。在開展監督工作過程中, 通過“監督+配合+提升”, 促進偵查人員提高證據意識、取證能力, 防止因取證不及時、不規范導致證據滅失, 或出現證據證明力不夠等問題, 達到有效指控犯罪和保證無罪人不受追訴的目的。

                          (三) 在科技上拓展:智慧監督

                          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迅猛發展, 深刻影響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推動社會變革和進步。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樹立擁抱科技的理念,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在法律監督途徑上主動轉型, 實現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的現代化。一方面,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為輔助偵查活動監督提供了技術支撐。監督線索發現難、監督滯后、監督標準不一等問題有了技術解決之道。另一方面, 隨著公安機關智慧警務建設的深入推進, 促使偵查活動監督向科技化智能化轉型, 在檢察與科技的深度融合中實現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的提質增效。

                          三、強制性措施的監督

                          強制性措施是偵查機關從保障訴訟出發, 對公民基本權利進行的干預、處分, 包括對人的強制、對物的強制和對人格尊嚴、隱私權等權利的強制。23作為偵查權的重要組成部分, 強制性措施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 不征求相對人意見, 直接施加物理強制或者課予義務, 要求相對人服從。在偵查手段中, 強制性措施是強制力最高的。犯罪是對社會關系的破壞, 追訴犯罪過程中適用強制性措施是“以暴制暴”, 是執法司法機構履行職責“不得已”的行為。

                          (一) 強制性措施監督中的價值平衡

                          強制性措施是一柄雙刃劍, 適用得當, 以最小代價排除訴訟障礙, 保障訴訟的順利進行;適用不當, 則構成對公民權利的無端侵犯, 影響司法公信, 破壞社會穩定。因此, 如何合理適用強制性措施, 既滿足控制犯罪的需要又使其對權利的干預降到最低限度, 一直是刑事司法面對的兩難選擇。“刑事訴訟的歷史亦即合理限制強制性措施的歷史。”24對強制性措施的監督制約, 要在以下法律價值中尋求平衡:

                          1. 公共安全與法律安全的平衡

                          公共安全有賴于高效懲治犯罪, 維護社會秩序, 使正義得到伸張。法律安全則體現為公民不受公權力無端侵擾, 不必擔心無理拘留、違法查封等來自偵查權濫用的侵害, 享受“免于恐懼的自由”。只要偵查仍然由有欲望、會犯錯的具體的人來實施, 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始終存在。針對這一問題, 現代各國均實行強制性措施法定主義, 即強制性措施適用必須符合立法的明確規定。這是形式層面的強制性措施法治, 也是強制性措施監督的法律淵源。

                          2. 權利克減與權力謙抑的平衡

                          國家權力來自于公民讓渡, 公民享受國家強制力保障的良好社會秩序, 也負有一定的容忍義務, 其中之一就是在犯罪后忍受強制性措施, 這是強制性措施正當性的來源。25但公民權利克減, 絕不意味著為打擊犯罪可以不擇手段、不問是非、不計代價。權力謙抑要求審慎適用強制性措施, 充分考慮是否為偵查所必須、更輕緩的替代措施是否可行, 在非強制手段能夠滿足偵查需要的情況下盡可能不用強制手段, 在必須使用強制手段時盡可能選擇輕緩的而非嚴厲的手段。這是實質層面的強制性措施法治。強制性措施的監督就是要確保偵查權不越界, 有底線。

                          3. 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的平衡

                          刑事訴訟中的實體正義強調窮盡方法查明真相, 有效懲治犯罪。程序正義則要求“正義不僅要實現, 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在強制性措施適用中, 體現為將強制性措施的決定權與執行權分離。引入外部監督制約, 限制強制性措施適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偵查效率, 但是打破偵查系統的封閉性, 強化對強制性措施的程序控制, 會有效提升偵查程序的法治水平。

                          4. 權利宣示與權利救濟的平衡

                          “無救濟則無權利”。法律宣示保護公民人身自由、財產權等基本權利, 但只有當“政府承擔起義務來保護那些權利所保護的利益的時候, 個人才具有相稱的條件來擁有人權。”26這種“義務”在刑事訴訟中即為權利救濟。最低限度的救濟機制應當允許相對人針對涉及限制、剝奪基本權利的強制性措施, 向偵查機關以外的有權機關申訴, 以訴權制約偵查權。審前程序中, 檢察機關是當事人權利的救濟主體。27強制性措施監督機制, 是權利救濟的申訴渠道, 也是權利的保障。

                          (二) 強制性措施監督中的突出問題

                          為防范強制性措施的濫用, 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 各國均采用“以權力制約權力”模式, 設置了對強制措施的外部監督制約機制。28然而, 我國司法實踐中, 偵查機關強制性措施恰恰是監督的薄弱環節, 大量涉及基本權利強制處分的偵查手段、強制性措施處在偵查活動監督視野之外。最突出的問題表現在, 對以拘留為代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以查封扣押凍結為代表的限制財產的強制性措施的監督明顯不足。

                          人身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 在公民自由和權利中居于基礎性地位。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體系中, 拘留的強度僅次于逮捕, 都是在一段時間內完全剝奪人身自由, 從羈押狀態來看, 二者強制程度相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29財產權也是寫入憲法予以保護的基本權利, 承載著人的尊嚴和價值, 是公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先決條件。雖然查封、扣押、凍結并不直接作用于公民人身, 但與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性措施一樣, 都是“干預人民受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的行為”, 30二者在性質上并無二致。目前, 我國對拘留和查封、扣押、凍結的監督機制亟待完善。一是檢察機關無法對強制性措施的決定適用、延長期限等重大事項進行事前審查。二是強制性措施執行過程中封閉運行, 檢察機關難以進行事中監督。三是相對人申訴救濟機制不健全。

                          對強制性措施的監督制約不足, 難以有效遏制偵查權濫用, 司法實踐中違法拘留和查封、扣押、凍結問題時有發生。

                          在拘留適用中, 違法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隨意擴大拘留適用范圍, 對不符合條件的案件適用拘留措施。另一方面是違法延長拘留期限, 拘留時間普遍頂格執行。如違反法律對延長拘留期限理由的限定, 以拘代查, 只拘不查;對法定延長拘留期限理由擴大理解, 隨意認定, 甚至造成超期羈押。

                          在查封、扣押、凍結適用中, 違法問題主要有以下三類:一是隨意擴大查封、扣押、凍結范圍, 不區分個人財產和企業法人財產, 不區分違法所得和合法財產, 不區分涉案人員財產和家庭成員財產, 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產查封、扣押、凍結;二是超期查封、扣押、凍結, 結案后不及時解封、解凍非涉案財物;三是查封、扣押、凍結財物管理不規范, 導致財物遺失、毀損。隨著社會發展和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 財產權保護日益受到重視, 財產權保護的綜合效益也不斷彰顯。濫用強制性措施, 不當甚至違法限制公民財產權, 不僅損害權利人本身, 往往也會對經濟發展、社會穩定造成損害。刑事司法實踐中, 偵查機關針對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財產不當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情況時有發生, 干擾企業正常經營。

                          強制性偵查措施濫用, 侵犯人身自由和財產權, 既是刑事司法問題, 也關系到民心向背、社會穩定。“對執法司法狀況, 人民群眾意見還比較多, 社會各界反映還比較大, 主要是不作為、亂作為特別是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司法腐敗問題比較突出。有的政法機關和干警……濫用強制性措施, 侵犯公民合法權益;不僅嚴重敗壞政法機關形象, 而且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31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32《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2016-2020) 》將其作為保障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重要內容。33

                          當下需要做的, 一是探索“從制度上保證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刑事拘留案件的知情權”。34知情是監督的前提, 完善偵查機關與檢察機關刑事案件信息共享平臺, 同時進一步發揮派出所、看守所派駐檢察機制, 實現對強制性措施違法情形的早發現、早糾正。二是健全申訴救濟機制, 發揮訴權對偵查權的制約作用。35要充分運用好《刑事訴訟法》第117條賦予檢察機關對強制性措施違法的救濟權。設定嚴格的權利告知規則, 要求偵查人員在實施查封、扣押、凍結時, 明確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近親屬有向檢察機關提出申訴的權利。同時, 豐富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手段, 充分運用確認偵查行為無效、排除非法證據的處置措施, 增強申訴救濟機制中的監督剛性。

                          四、偵查活動監督的方式

                          偵查活動監督要發揮監督效果, 必須憑借一定的手段和方式。新修訂的《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1條明確了檢察機關對三大訴訟進行監督時可以進行調查核實, 并依法提出抗訴、糾正意見、檢察建議。這使檢察機關在強化監督方式的同時, 從基本法律層面對調查核實在刑事訴訟全程中的運用作出明確規定, 增強了監督手段, 提升了監督能力。

                          (一) 關于調查核實

                          調查核實屬于監督手段的范疇, 指檢察機關為查明是否存在訴訟違法行為或者損害公益行為而進行的核查工作。36盡管早在2012年刑事訴訟法就已經明確規定了檢察機關對非法證據的調查核實職能, 37但是對調查核實的運用仍然存在不同認識, 在實踐中, 認為檢察機關調查核實權依據不足而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調查的情況時有發生。因此, 需要對調查核實從理論上進一步厘清。

                          1. 調查核實權的正當性

                          調查核實是法律監督的應有之義, 是偵查活動監督的重要保障。法律監督權的正常行使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措施與手段。而調查核實權的設置, 是保證法律監督工作有效運行的關鍵要素。“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無論檢察機關開展何種監督活動, 首先必須了解行為是否違法、違法的程度如何, 才能進行有效地監督。在沒有充分調查核實基礎上的監督, 也是對被監督者最大的不負責任。法律監督若依據被監督機關愿意不愿意調查、調查的效果如何而定, 也就喪失了獨立存在的價值。38

                          調查核實是證據裁判原則在偵查活動監督中的具體體現。偵查活動監督案件屬于由原案派生出來的“案中案”。39偵查活動監督的調查核實也是一個對偵查違法行為的證據收集、審查、判斷的過程, 沒有調查核實, 監督的事實依據基礎不牢, 也難以令人信服。40通過訊問原案犯罪嫌疑人, 詢問辦案人員, 調取訊問筆錄、訊問錄音錄像等措施, 用實實在在的證據, 得出扎扎實實的結論。檢察機關調取的證據當然具有證明案件事實的效力, 它與其他訴訟主體提供的證據在證明力上沒有強弱之分, 只是在證明對象方面有所區別。

                          2. 調查核實的基本屬性

                          調查核實是法律監督的手段和工具, 是為查清與監督有關的案件事實服務的。從嚴格意義上講, 調查核實權并不是一項獨立的法律監督職權, 而是檢察機關行使法律監督職權的一項權能和措施, 對各項法律監督職權正確、有效行使發揮著重要的保障性作用。41檢察機關通過調查核實權的行使, 了解并確認偵查活動中的違法現象或不當行為, 當然具有法律監督屬性。

                          作為一種防錯、糾錯的程序性機制和制度安排, 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不具有終局性實體決定權。42作為保障法律監督正常運行的必要手段, 調查核實也是一種程序性的、過程性的權力, 實質是啟動法定的糾錯程序, 并不具有實體處分的意義。

                          雖然偵查活動監督的調查核實范圍是偵查違法行為, 對象涉及到偵查人員, 但是調查核實目的是為了保障監督職能的有效履行, 既不同于偵查機關對刑事犯罪的偵查行為, 也不同于監察機關對職務犯罪的調查活動, 不得限制被調查對象的人身自由或者財產權利。調查核實是一種非強制性的手段, 但是《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1條明確了被監督對象的配合調查核實義務。配合義務以及相應保障措施, 可以解釋為調查核實權的一種附隨效力, 即為保障調查核實權順利實施而采取的一種必要手段。43

                          3. 調查核實的范圍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1條在規定調查核實權時, 并沒有對開展調查核實的范圍進行限定。在偵查活動監督中, 雖然《刑事訴訟法》把非法取證行為作為調查核實的重點, 但是偵查活動點多面廣, 既有對犯罪嫌疑人、證人的訊問、詢問, 也有對書證、物證的搜查、扣押、勘驗、鑒定等等。為準確認定和依法糾正偵查違法行為, 在把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行為列為調查核實重點的同時, 調查核實的范圍應當涵蓋所有違反《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 嚴重侵犯當事人合法權利或者嚴重影響偵查工作依法公正進行的偵查行為。

                          4. 調查核實的方式方法

                          2013年《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試行) 》第70條在《刑事訴訟法》第57條的基礎上, 規定了八種調查核實手段:訊問犯罪嫌疑人, 詢問辦案人員, 詢問在場人員及證人, 聽取辯護律師意見, 調取訊問筆錄、訊問錄音、錄像, 調取、查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體檢查記錄及相關材料, 進行傷情、病情檢查或者鑒定以及其他調查核實方式。隨著2018年《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明確了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 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規范調查核實的方式方法。

                          5. 調查核實的程序

                          調查核實程序包括啟動、實施、處置等主要環節。程序啟動涉及到檢察機關的權力配置運行問題, 既要考慮到效率又要注意避免權力的濫用。一方面, 從監督的實際效率出發, 程序啟動首先應當保障調查核實工作及時迅速地開展, 避免過于繁瑣的審批流程而導致的時間延誤;另一方面, 為了防止行使調查核實權的隨意性, 調查核實程序的啟動也需要設置一定的內部制約機制。在調查核實權的運行過程中, 應當堅持規范性。為確保獲取的證據的合法性, 調查核實的實施應當具備相應程序要素, 比如兩名以上的檢察人員進行、證人證言應當當場與證人核對并由其簽名等;谡{查核實的非強制性, 在運用中要嚴格遵循不得限制被調查核實對象的人身自由或者財產權利的要求, 務必防止調查核實與偵查不分, 濫用調查核實權。

                          (二) 關于監督方式

                          偵查活動監督的方式是指人民檢察院對于已經確認的偵查違法行為進行糾正、處理的形式。在多年的實踐中, 檢察機關主要運用糾正違法、檢察建議等監督方式, 并得到法律的確認。在新時代需要不斷完善監督方式體系, 根據監督事項選擇合適的方法開展監督。

                          1. 現有監督方式的種類

                          從現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釋的規定看, 檢察機關的監督方式主要包括檢察建議、糾正違法、糾正非法取證、排除證據、建議更換辦案人、移送職務犯罪線索、糾正漏捕、糾正漏訴等。上述監督方式, 可以分為制裁性監督方式和建議性監督方式。比如排除證據、移送職務犯罪線索就是制裁性監督方式, 附有相應的法律后果;檢察建議、糾正違法等是建議性監督方式, 針對暴露的問題提出建議。也可以分為剛性監督方式和柔性監督方式。排除證據和移送職務犯罪線索, 屬于剛性很強的監督方式。排除證據的后果是直接否定偵查機關的偵查違法行為, 取得的證據材料不能成為定案的根據, 是一種強有力的程序性制裁。44移送職務犯罪線索的后果是實施違法行為的偵查人員將面臨刑事追訴。其余的監督方式, 或多或少具有督促偵查機關啟動糾正程序的功能, 偵查機關有義務按照檢察機關的意見進行糾正, 并將糾正情況通知檢察機關。

                          2. 監督方式的運用現狀和存在問題

                          從司法實踐看, 監督方式的范圍不斷豐富, 司法解釋先后賦予了檢察機關建議更換辦案人、移送職務犯罪線索、排除因取證程序違法而影響證據真實性的證據、排除不能補正且不能合理解釋的瑕疵證據等多種措施, 監督效力不斷提升!度嗣駲z察院組織法》在司法實踐的基礎上明確了檢察機關提出糾正意見、檢察建議等權力, 并規定了被監督對象將采納糾正意見、檢察建議的情況書面回復的義務, 監督程序不斷規范。

                          但是監督方式仍然存在較為突出的問題:一是監督方式體系的層次性不夠。檢察機關訴訟監督的內容散見于各個訴訟階段, 關于監督方式的規定也就分散在相關法律的各個角落, 缺乏集中、詳細的關于訴訟監督方式的規定。45二是監督方式的有效性不足。從我國關于偵查活動監督的法律規范來看, 許多條文僅有行為模式, 而無法律后果的規定。三是比例原則運用存在偏差。一些地方檢察機關為監督而監督, 片面追求糾正違法數量, 存在輕率、隨意的情形, 這是濫用監督權的行為, 與法律監督的目的背道而馳。

                          3. 提升監督的效力和質量

                          從長遠看, 為實現憲法對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定位, 應當不斷完善監督方式, 增強監督效力, 提高監督質量。

                          一是完善監督方式?梢蕴剿髻x予檢察機關宣告偵查行為無效的裁量權。對于偵查終結案件, 存在重大違法或多種違反程序情形, 可能導致冤假錯案的, 檢察機關可以作出違法偵查行為無效的決定, 建議偵查機關更換辦案人、重新開展偵查。

                          二是增強檢察機關監督方式的剛性。檢察建議是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要執行好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人民檢察院檢察建議工作規定》, 強化檢察建議的督促落實, 完善送達程序, 建立抄送制度, 明確回復期限, 提升檢察建議的剛性。

                          三是對監督方式的運用應當遵循比例原則。監督方式要與偵查行為的違法程度相適應, 對于嚴重侵犯當事人合法權利或者嚴重影響訴訟工作依法公正進行的違法行為, 應當適用力度較大的監督方式, 比如刑訊逼供, 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訴訟主體地位和人格尊嚴, 可以適用排除證據、糾正非法取證、更換辦案人等多種方式予以監督, 對于構成犯罪的, 可以立案偵查。對于違法性質、情節、后果較輕的, 應當適用程度較輕的監督方式, 以體現監督的理性和節制。

                          五、關于偵查活動監督的辦理模式

                          模式, 指事物的標準形式或標準樣式。46偵查活動監督模式, 則指在實踐中客觀形成的較為穩定、帶有普遍性的監督權行使方式。長期以來, 偵查活動監督的開展是在對訴訟案件的審查中同時進行的。檢察官一般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的過程中附帶審查偵查活動是否合法, 如果發現偵查違法線索, 視情選擇啟動監督工作, 監督遵循“發現與受理—制作監督意見—審核簽發—發出糾正意見”的步驟, 因監督模式具有行政化特點, 可稱為“審批模式”。“審批模式”是檢察機關在長期的監督實踐中形成的, 依托于對訴訟案件的辦理, 采取“誰發現誰辦理, 誰辦理誰跟蹤”的監督方式, 對監督案件與訴訟案件、監督程序與訴訟程序未作嚴格區分。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逐漸深入和刑事司法制度的不斷完善, 2012年修改刑事訴訟法時, 確立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提出了對檢察機關排除非法證據的明確要求。這一規則的確立, 自然對偵查活動的監督范圍、監督標準、監督程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原有“審批模式”已然不能滿足現代偵查活動監督工作的需要。為適應法律對偵查活動監督的更高要求, 為監督活動更加有效規范開展, 檢察機關開始探索重大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模式。47

                          (一) 案件化模式的構建

                          “案件化模式”是對“重大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模式”的簡稱, 意味著對違法情節較重、需要調查核實的重大監督事項當作案件來辦理, 建立以證據為核心的監督程序和管理制度, 實現監督全程留痕。案件化模式有著不同于審批模式的構成特點。

                          1. 主體要素。

                          監督案件是由原案派生出來的“案中案”, 是為了確保原案證據符合合法性要求、訴訟活動遵循法定程序的制度安排。根據啟動程序的不同, 監督案件可以分為依申請啟動和依職權啟動兩類。兩者在訴訟構造上是不同的。依申請啟動的監督案件是典型的“控辯裁”三角形構造, 即偵查機關與犯罪嫌疑人、訴訟參與人兩造, 檢察機關居中裁決。依職權啟動的監督案件, 則形成檢察機關———偵查機關的兩方構造, 作為偵查違法行為受害人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訴訟參與人是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偵查活動監督的對象由偵查主體和偵查違法事實構成。偵查主體指偵查機關和偵查人員。偵查違法事實則包括偵查違法行為、偵查違法結果、因果關系、主觀過錯等內容。在這些因素中, 偵查違法行為是監督案件的核心要素, 也是偵查違法事實的核心內容。

                          2. 程序要素。

                          監督案件的辦理程序應當是一個完整的流程, 包括線索受理、調查核實、監督處理、跟蹤督促等環節, 通過強化程序的嚴密性、參與性、救濟性, 保障監督案件辦理的公正性。

                          3. 證據要素。

                          證據是案件辦理的基礎與核心要素。所謂案件化模式, 實質是構建以證據為核心的監督工作模式。其一, 把強化證據意識貫穿于整個程序的設置之中, 樹立“線索發現源于證據、調查核實圍繞證據、認定處理依靠證據”的理念, 重視監督證據的收集、固定和分析。不僅要收集證明偵查活動有無違法行為的證據, 而且要收集證明違法行為情節輕重的證據, 堅持用證據說話, 用證據定性。其二, 針對案件化模式流程化特點, 探索建立差異化證明標準。例如線索受理環節, 遵循“有線索和跡象表明可能發生違法行為”的較低證明標準;認定處理環節, 證據要達到“證明被監督行為違法的事實清楚, 證據確實充分, 能夠排除合理懷疑, 足以影響司法公正”的較高證明標準。證明標準從低到高, 符合法律監督工作規律。其三, 承辦檢察官本人參與證據的調查核實。親歷性是司法屬性的重要內容。堅持收集證據的親歷性, 也是案件化辦理的內在要求。檢察官要通過直接查閱卷宗材料、直接聽取犯罪嫌疑人、辯護律師等訴訟參與人的意見、復查同步錄音錄像、向偵查人員調查核實情況等活動, 還原偵查活動過程, 了解線索背后的事實真相, 從而得出準確的監督結論。

                          4. 文書要素。

                          訴訟文書是辦案的載體, 也是推進辦案進程的依據。目前, 檢察機關在辦理監督案件過程中, 無論是依附型監督案件, 還是獨立型監督案件, 囿于沒有獨立的調查案件文書, 都不加區分地一律使用訴訟案件文書, 這與調查案件的性質不相匹配。因此, 調查時所用法律文書應當與調查性質相協調, 體現調查的對象特點、手段特點、效力特點等, 而不能與訴訟案件文書混同使用。

                          (二) 案件化模式流程

                          線索受理和分流。無論是控告申訴部門受理的線索, 還是辦案人員從審查訴訟案件中發現的線索, 通過線索審核, 然后根據待查事實的情況進行分流, 分別進入案件化模式、審批模式或者撤銷監督程序。

                          初查立案。立案是監督線索轉化為監督案件的標志, 是防止隨意監督和濫用監督的安全閥。監督線索, 經初查, 符合立案標準的, 依法立案。監督案件立案需要登記案由和案號, 實行一案一號。

                          調查核實。調查核實是偵查活動監督運行的關鍵, 也是檢察機關查清偵查違法事實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調查的目的是查清偵查違法事實, 即要查清違法主體、偵查違法行為、違法結果、主觀過錯, 為監督工作奠定事實基礎。

                          審查認定。審查認定是保障偵查活動監督科學決策的需要。通過法定程序對是否存在偵查違法事實, 以及違法程度作出認定, 說明確認違法的理由和依據, 進而提出監督意見。在審查認定過程中, 秉持雙贏的理念和充分溝通的原則, 視情要求偵查機關對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進行說明, 或者就擬認定的違法事實、監督措施聽取偵查機關、偵查人員的意見。

                          監督處理。監督處理是根據認定偵查違法事實, 對偵查違法行為、證據或者偵查人員提出監督處理意見。監督處理方式既可以多種并用, 也可以單獨適用。依據認定的偵查違法事實對偵查違法行為、證據或者偵查人員進行監督處理。監督決定應當送達偵查機關和偵查人員, 同時告知救濟的渠道。有控告、申訴、舉報人的, 也應當向其告知監督處理決定。

                          復查復核。復查復核為被監督對象提供了救濟途徑, 防止錯誤監督。偵查機關、偵查人員可以依法申請復查復核, 控告人、申訴人可以依法提出申訴, 督促檢察機關依法監督。

                          跟蹤督促。跟蹤督促監督決定的實施情況, 以檢驗、評價監督效果。盡管偵查機關有義務接受檢察機關依法監督的決定, 向檢察機關反饋監督決定的執行情況, 但是檢察機關更應當主動跟蹤收集偵查機關的反饋意見, 保障監督決定落到實處。

                          結案歸檔。檢察機關依據監督案件各方對監督決定的反饋意見, 審視監督效果, 實現監督目的的, 可以結案。監督案件辦理終結, 參照訴訟案件卷宗的管理要求, 及時歸檔保管。

                          結語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 司法體制改革的決策部署、人民群眾的法治期待、人權保障的時代要求、偵查辦案的發展變化都對強化偵查權監督制約提出了新的要求。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 專門行使偵查監督權, 監督偵查權依法行使, 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

                          監督只是手段, 促進嚴格公正司法、確保法律統一正確實施才是根本。偵查階段的權力結構、訴訟流程等方面還有許多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 偵查活動監督的法治化、現代化, 依然任重而道遠。

                          注釋

                          1林鈺雄:《檢察官論》, 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6-7頁。
                          2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同前注[2]。
                          4[英]阿克頓:《自由與權力》, 侯健、范亞峰譯, 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第342頁。
                          5[美]漢密爾頓等:《聯邦黨人文集》, 程逢如等譯, 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第264頁。
                          6張軍:《強化新時代法律監督維護憲法法律權威》, 《學習時報》2012年12月2日。
                          7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22頁。
                          8參見[英]A.J.M.米爾恩:《人的權利與人的多樣性---人權哲學》, 夏勇、張志銘譯,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 第171頁。
                          9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人民日報》2013年2月25日。
                          10樊崇義:《刑事訴訟法哲理思維》,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第333頁。
                          11孫謙、童建明:《論訴訟監督與程序公正》, 《人民檢察》2010年第22期。
                          12龍宗智:《評檢警一體化兼論我國的檢警關系》, 《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
                          13龍宗智:《“提前介入”必須具體分析》, 《法學》1989年第12期。
                          14陳興良:《檢警一體:訴訟結構的重塑與司法體制的改革》, 《中國律師》1998年第11期。
                          15參見陳衛東、郝銀鐘:《偵、檢一體化研究》, 《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
                          16何家弘:《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檢警關系》, 《人民檢察》2007年第23期。
                          17參見前注[1], 第20-21頁。
                          18朱孝清:《檢察官負有客觀義務的緣由》,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
                          19參見劉辰:《偵查監督論》,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 第242-243頁。
                          20同前注[13]。
                          21“如江蘇省南京市公安局基層派出所辦理的刑事案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80%;四川省攀枝花市這一比例為71%, 中心城區派出所比例高達83%;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這一比例為75%。”參見元明、張慶彬:《公安派出所刑事執法的檢察監督》,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3年第6期。
                          22參見徐日丹:《最高檢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部署對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監督工作》, 《檢察日報》2017年3月30日。
                          23高景峰、楊雄:《新刑事訴訟法強制性措施解讀》, 中國檢察出版社2012年版, 第1-5頁。
                          24[日]高田卓爾:《刑事訴訟法》, 青林書院1984年版, 第144頁。
                          25參見李建明:《強制性偵查措施的法律規制與法律監督》, 《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
                          26[英]約瑟夫·拉茲:《人權無需根基》, 岳林譯, 章永樂校, 《中外法學》2010年第3期。
                          27宋英輝等:《刑事訴訟原理》,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第186頁。
                          28參見孫長永:《強制偵查的法律控制與司法審查》, 《現代法學》2005年第5期。
                          29《憲法》第13條第1款。
                          30林鈺雄:《刑事訴訟法》 (下冊) ,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236頁。
                          31習近平:《嚴格執法, 公正司法》, 載《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 (上) ,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 第717頁。
                          32同前注[2]。
                          33參見《國家人權行動計劃 (2016-2020)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站http://www.scio.gov.cn/wz/Document/1492804/1492804_1.htm, 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5月20日。
                          34元明、何桂兵:《建立刑事拘留檢察監督工作機制的思考》, 《人民檢察》2011年第6期。
                          35根據立法機關有關人員對刑訴法規定的解讀, 設置針對違法偵查行為申訴控告機制的立法初衷是“使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采取強制措施、偵查措施的時候, 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監督”。參見郎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釋義》, 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第269頁。
                          36萬春:《檢察法制建設新的里程牌---參與<人民檢察院組織法>修訂研究工作的體會》,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37為落實中央關于“依法明確、規范檢察機關調查違法、建議更換辦案人等程序, 完善法律監督措施”的改革任務,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在2010年聯合制定了《關于對司法工作人員在訴訟活動中的瀆職行為加強法律監督的若干規定 (試行) 》, 其中明確規定了檢察機關調查核實司法工作人員瀆職行為的程序、措施等。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時, 吸收了改革成果, 在第55條 (現行《刑事訴訟法》第57條) 規定了檢察機關對非法取證線索應當調查核實。
                          38參見張智輝:《論檢察機關的調查權》,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
                          39偵查機關辦理的刑事案件是原案, 解決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罪責問題;監督案件則是監督糾正偵查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的偵查違法行為, 是由原案派生出來的案件。
                          40黃河、趙學武:《偵查監督的現狀、問題及發展方向》, 《人民檢察》2016年第21期。
                          41高翼飛:《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權及其實現路徑》, 《檢察日報》2019年3月18日。
                          42參見張軍檢察長在政法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專題研討班上的報告《強化新時代法律監督維護法律權威》。
                          43萬毅:《<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第21條之法理分析》,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
                          44程序性制裁是通過對違反法律程序的偵查、公訴和審判行為宣告無效、使其不再產生所預期的法律后果的方式, 來懲罰和遏制程序性違法行為。參見陳瑞華:《程序性制裁理論》,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 第535-537頁。
                          45趙成、熊正:《訴訟監督方式的完善》, 《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46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 (第5版) , 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第961頁。
                          47重大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萌芽于地方檢察實踐, 經江蘇、北京、上海等地探索, 寫入《“十三五”時期檢察工作發展規劃綱要》, 201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官司法辦案有關問題的指導意見》中, 將案件分為訴訟案件和監督案件兩類, 將監督案件與訴訟案件適當分離, 為監督事項案件化辦理提供了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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